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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文涛是我们五人中年纪最轻的一个。他是解放后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兴高采烈地分配到全国剧协的机关刊《戏剧报》当记者，能和田汉这样的大戏剧家一道工作，他感到无比的幸福，认为自己前程似锦。一九五七年春，他刚刚和戏剧学院的一位女学生结婚，正陶醉在爱情里。他满腔热情地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采访和组稿，反映戏剧工作者的呼声。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会闯下大祸，招致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后果。阮文涛年轻力壮，他被收容教养后，情绪没有消沉，他相信只要积极劳动就能摘掉右派帽子。
在北京的文化单位中，剧协划右派的人数、在右派中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的比例，恐怕都位居前列。
在看守所学习一个月以后，我们五个人被送到北大荒兴凯湖农场，这以后就分开了。一九五八年底我从兴凯湖送回北京，在北苑农场、新都暖气机械厂改造，还被关在雍和宫收容所、功德林监狱收容所，一九六一年到茶淀清河农场，一九六二年到北京三余庄团河农场，文革后再到清河农场，直到一九六九年遣送回原籍，我几乎走遍了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所有劳改单位。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一九七九年春天我们陆续回到了剧协，只是汪明再也回不来了，活着的四个人，年轻人变成了老年人，年长者更加老迈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我在“右派改正决定”上签了字，尽管那个“改正决定”措辞上有许多保留，不像半年后文化部党组关于“二流堂”“小家族”的平反决定那样彻底，我还是真诚地写上了“感谢党”。因为二十多年的苦难使我深感它的来之不易。
四、 劳教部分
李 辉：我注意到，一九六○年关于你的材料中，你的思想抵触情绪很大。即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仍然习惯有什么说什么。譬如，别人揭发你在大跃进中不让别人多干活等。这是与你的性格有关，还是当时对大跃进有所看法？
杜 高：一九五八年四月把我送交公安局劳动教养时，我并没有感到恐惧。这是因为进行了整整一年的反右运动已经把我整得精疲力竭，我急于摆脱那个政治环境，哪怕流放到一个远远的、极其艰苦的地方去也会比在这里轻松些。我那时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我还没有能力预想到未来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长期监禁的日子将会怎样折磨一个人和改变一个人，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又将怎样摧毁一个人的精神生命。
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我曾有着热情的性格，活泼的思维，自由的意志和一颗充满美好憧憬的心。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我敏锐地感受着新事物，接受新鲜的思想，并且喜欢毫无顾忌地对现实发表议论，不但自信，还有那种只有青年人才有的自负和自傲。因此我的性格也就不可避免地与那个压抑个性、要求绝对统一的极左政治环境产生深刻的矛盾和剧烈的冲突。从逐年积累的档案材料可以看到，这个矛盾和冲突也就贯穿了我的整个劳动教养的过程，直到岁月无情地给我添上白发，直到我的个性彻底泯灭。
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能适应那个劳改环境，还顽强地保持着我的性格的某些特征，我仍然克制不住地要表达我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真实看法，比如材料里记载着我对大跃进的不满言论，就完全不是由于我当时就对大跃进的荒唐有什么认识，只不过是我忍不住要把自身感受到的“不许睡觉”的苦恼宣泄出来，和对人们打着盹儿强撑着以表示自己干劲冲天的奇怪现象说两句怀疑的真话而已。当时由于我们与世隔绝，只知道报纸上说的形势大好，至于大炼钢铁、高产卫星田、公共食堂等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以及造成的严重恶果，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才从各种回忆录中陆续得知的。
李 辉：关于两个窝窝头专门开批判会，你也很认真地写检查，这也算那个时代的一个喜剧。对这件事你有什么可以补充说明的？
杜 高：今天重看两个窝窝头事件我写的那篇检查和人们对我的批判，不禁要发出苦涩的笑来。一九六○年底在北京郊外的一个劳改工厂，那一天轮到我去伙房打饭，同组有一个姓沈的劳教人员，他是工厂的技术员，记不得那天他是有病还是下车间去了，午饭时没有回来吃他那两个窝头。那时饥饿已经开始向我们袭来，没人吃的两个窝头对我是个极大的诱惑，我没有立即送回伙房。第二天管教干事查问这两个窝头的下落，我就赶紧送回伙房了。这本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然而在那个年代，尽管我没吃那两个窝窝头，但是有过想吃的念头，这就是罪过。为此我批判自己“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再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就这样还过不了关，还要接受小组批判，没完没了。今天的人们会觉得，这些批判是那样荒唐可笑，但对于当时的我，除了绞尽脑汁上纲上线狠批自己，别无出路。一九六○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挤睡在炕上的人们不知是不是在思念家人，大都翻来覆去没有入睡，在监舍的昏灯下我趴在炕头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明天就是新年了，我不会想到，那将是更大饥饿的一个年头。
在那个环境里，人的生理要求也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前一年工厂里热火朝天地大跃进，“放卫星”，三天三夜不睡觉，连轴转地干活，那时，谁要是说想睡觉，干活时打了个瞌睡，人们就要批判你对大跃进的态度，你就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到了一九六○年，粮食紧张了，定量减少了，谁要是说饿，吃不饱，想多吃一个窝窝头，那就是对待“三面红旗”和“暂时困难”的态度问题，这就是那个历史时代的政治。两个窝窝头的那篇检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李 辉：一九六一年四月，监管负责人的评语很严厉，一句话“再劳教三年”，便决定了你的命运。你当时知道这个决定后的反应现在还记得吗？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你写的《思想总结》中谈到了对决定的认识，那么，这些话中的真实性有多大？
杜 高：劳动教养原先是不规定具体年限的，一般最长三年，根据各人的具体表现确定时间长短，有很大的灵活性。到了一九六一年四月，我已被收容教养满了三年时，政府又颁布了新规定，像劳改犯判刑期一样，给劳教人员定劳教年限。考核每个人的表现分别六类（从定期半年到最长三年）进行处理。我记得这一天，刮着大风，我们蹲在劳改厂的一个空坪里，紧张地听管教干部宣读名单。我被划入“表现很坏”的一类，继续教养三年。这样，我要到一九六四年四月才能解除教养了。
听到这个宣判，我的心情很沉重。留在这个工厂里劳教的右派分子，大都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