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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知道，我是为了把病治好而来的。其次，是来看看这个天朗气清、熏风和畅、遍地鲜花、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后并非最无关紧要的，是同我的老朋友们相聚，好好聊聊。前两个目的还未实现，因为我的病情并未好转，甚至比在重庆时更厉害了——一到昆明我就卧床不起。但最后一桩我享受到的远远超过我的预想。几天来我所过的是真正舒畅而愉快的日子，是我独自住李庄时所不敢奢望的。
我花了11天的工夫才充分了解到，处于特殊境遇的朋友们在昆明是怎样生活的，……
加深了我们久别后相互之间的了解。没用多少时间，彼此之间的感情就重建起来，并加深了。我们用两天时间交谈了各人的生活状况、情操和思想。也畅叙了各自对国家大事的看法，还谈了各人家庭经济，以及前后方个人和社会状况。尽管谈得漫无边际，我们几个人（张奚若、钱端升、老金和我）之间，也总有着一股相互信任和关切的暖流。更不用说，忽然能重聚的难忘的时刻，所给予我们每个人的喜悦和激奋。
尽管昆明的海拔高度对徽因的呼吸和脉搏有不良的影响，但她周围有许多老朋友为她作伴，有看不完的书，还有女仆和老金热心周到的照顾，她心里感到十分惬意。
林徽因给费慰梅还写信讲述了住在唐继尧“梦幻别墅”的感受：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到花园周围来值班，那明亮的蓝天，峭壁下和小山外的一切……
房间这么宽敞，窗户这么大，它具有戈登。克莱格早期舞会设计的效果。就是下午的阳光也好像按照他的指令以一种梦幻般的方式射进窗户里来，由外面摇曳的按树枝条把缓缓移动的影子泼到天花板上来。
不管是晴天或者下雨，昆明永远是那样的美丽，天黑下来时我房间里的气氛之浪漫简直无法形容——当一个人独处在静静的大花园中的寂寞房子里时，忽然天空和大地一齐都黑了下来。这是一个人一辈子都忘不的。
梁思成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梅贻琦的支持。梅贻琦答复，首先在清华大学工学院开办建筑系，并聘他为系主任。梅贻琦还告诉他，清华大学不久就要返平，让他也做好回去的准备。
这年7月，西南联大教工北返，林徽因、梁思成一家也跟他们一起，乘一架改装的军用飞机，由重庆顺利地回到北平。
重返北平
阔别9年的故都，又重新走回林徽因的梦里。
她在心中多少次勾勒过的北平的景象，却变得扑朔迷离。铺天盖地的太阳旗已不复见，代之而起的是酒幌一样的青天白日旗，经幡似地在每家的门楣上招摇着。
林徽因如坠五里云雾，向过路的人一打听，原来今天是教师节。北平政府正准备举行八年来的祭孔大典。
空中飘过悠扬的鸽哨，连年的战火，却没有让这些带翅膀的和平天使，失去自己的天空。
前三门大街上，一辆辆十轮卡车隆隆驰过。钢铁的庞然大物，半罩炮衣，裸露着粗大的炮管，金属的冰冷仿佛要冻结盛夏的阳光。骄横的士兵们坐在炮车上，向街上的人打着口哨。
林徽因带一双儿女，站在“信增斋修表店”的屋檐下，看着这纷乱的街景，她不明白，大成至圣先师重新被邀请到这座故都，虽然没有异族的刺刀对着他的胸膛，然而这满街的炮车，不知该让他怎样“发乎情，止乎礼义”。她殷殷感觉，血与火的搏杀就要开始了。
回到北平之后，他们把家安在了清华大学的宿舍。梁思成匆匆组建起清华大学建筑系，很快又赴美考察战后的美国建筑教育。同时，应耶鲁大学的聘请，做为期一年的讲学，教授《中国艺术史》。
战后的北平，由于经济萧条带来了物价飞涨，工商业纷纷倒闭。国统区的钞票长了翅膀。在他们回来的几个月内，北平的大米由法币900元一斤，猛涨到2600元一斤。清华大学的学生食堂前，常常拥挤着出售衣物的学生，铺在地上的旧报纸上，用毛笔写着：“卖尽身边物，暂充腹中饥。”
看着那些孩子一张张菜色的脸，林徽因心中非常难过。饥饿的阴影笼罩着北平，也笼罩着清华园。清华园民主墙上，出现了反饥饿的呼声：“内战声高，公费日少，今日丝糕，明日啃草。”也有标语写着：“饿死事大，读书事小。”另一个壁报上呼吁：“向炮口要饭吃！”
这时，上海、南京等地也开始了抢救教育危机的运动，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由南而北，汹涌澎湃。清华大学开始罢课，高音喇叭播送着学生的罢课宣言：“今天饥饿迫使我们不能沉默。今天为了千千万万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人民，为了在内战炮火下忍受饥饿的全国同胞，我们不得不放下了我们的书本。……一切根源在于内战。内战不停，则饥饿将永远追随人民。”
林徽因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他们一家浪迹萍踪，整整9年，回来已是两手空空，带出的衣物，也在四川当光吃净。刚刚踏上故土，贫困和饥饿，如影子一样又跟随他们而来。
她的病也越来越厉害，痛苦又在苦苦地折磨着她。
1947年夏天，在欧洲战场饱经硝烟浸染的萧乾，由上海来北平探望老友林徽因。来之前，他曾接到林徽因的信：一定得留一个整天给她。
当萧乾来到清华园林徽因的寓所时，老远就望见她的宅前竖了块一人高的木牌，上面写着：这里有位病人，遵医嘱需要静养，过往行人请勿喧哗。
一进门，萧乾轻轻喊了声林小姐。
林徽因从屋里出来，紧紧握住萧乾的双手，眼里储满了泪水，惊喜地大声嚷着：“秉乾，快进屋，干嘛这么轻手轻脚的。”萧乾指了指门口那块木牌。
林徽因说：“你大概没想我这个需要静养的病人，一天到晚在这高声大嗓地接待客人，那块牌子是总务处写的。”
坐下之后，萧乾问起了林徽因这几年在南方的生活。林徽因说：“咱们早就讲好了，这一天先听你讲。”
萧乾喝了口茶，讲起了他们在昆明分别后的经历。
萧乾从他初到英伦时讲起。
当时德军已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欧洲局势十分紧张，如一座一点即爆的火药库，一场大战必将爆发。这期间，萧乾接到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来信，该院中文系缺一名讲师，经于道泉先生推荐，邀萧乾前往担任。《大公报》总编胡霖也很高兴。他设想萧乾可先去东方学院教书，同时注意欧战动态，给《大公报》撰写稿件。萧乾去英国的路费也是《大公报》提供的。他在伦敦大学办公的地方，据说是弥尔顿当年在剑桥读书时居住的宿舍。
林徽因兴奋起来：“秉乾，你真幸福，我很崇拜弥尔顿，他的《五月晨歌》写得那么动人——欢迎富丽的五月啊，／你激扬欢乐，青春和热情的希望；／林木、树丛是你的装束，／山林、溪谷夸说你的幸福。／我们也用清晨的歌曲向你礼赞，／欢迎你，并且祝你永恒无边！”
萧乾又讲起了欧战开始的遭遇。
那个时候，伦敦大学已由剑桥搬回伦敦，正好赶上德军飞机长达一年的大轰炸。萧乾谈起他目睹过的英军和德军的空战。那个下午，伦敦市区的上空，一片黑鸦鸦的机群，机枪的扫射声，炸弹的爆炸声，仿佛把伦敦整个掀翻起来，这一天是9月15日，亦是德国空军司令戈林宣布的“鹰日”。萧乾同房客们一起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他绘声绘色地给林徽因学着：“‘啊，天哪，他们交上火啦。’你看，这哪像广播战争新闻，简直是在广播一场有趣球赛。”
林徽因说：“英格兰民族就是这样天生的幽默和乐观，我在英国读书时，跟克伯利克先生一家去南海边度假，路上克伯利克让人偷走了盛钱的手提箱，那老先生耸耸肩说，火车还没下，帮忙提箱的人早上来了。”
萧乾说：“是啊，英国人就是这样的豁达乐观。希特勒派飞机撒的传单，也让英国人作了募捐的工具，他们把那些劝降的传单收集起来，卖一便士或两便士一张，几分钟就能收十多个英镑。后来每张贵到五个先令，收集者又出了新花样，看一眼就要付一便士，这下集资就更多了。”
林徽因大笑起来。
萧乾说：“德军飞机那天轮番轰炸的时候，钢琴家缪拉。海斯和一批英国音乐家却在市中心国家艺术馆举办‘午餐时间音乐会’，我常到那去，花上一个先令，买张入场券，一边啃面包，一边听优美的音乐，而窗外却是炸弹声和高射机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