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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同志始终保持了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注重同志之间的团结。从重建红二十五军到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与吴焕先、程子华、郑位三、徐宝珊、郭述申等同志共同战斗过多年，可算是“老搭挡”了。他们之间有时也有争论，但总是互相谦让和耐心说服。他们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在工作中密切配合，这给全军干部树立了好榜样。所以，红二十五军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始终拧成一股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与徐海东同志的模范作用是分不开的。当吴焕先同志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泾川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徐海东同志特地找到我，流着泪说：“你们供给部要想办法为政委买一口好棺材，做一套好衣服。我要把他穿的一套内衣收藏起来，带到中央去，交给毛主席。”他马上又到前线向大家作战斗动员，他说：“吴焕先同志是我们的好政委和领路人。他的牺牲是我们红二十五军胜利前进中的一个重大损失。政委给我们留下了党的优良作风。我们要擦干眼泪，化悲痛为力量，坚决消灭敌人，为政委报仇。”
徐海东同志对部队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把部队的衣、食、住、行都列人了自己的工作日程中。他时常利用战斗间隙，来到我们供给部，听取工作汇报，详细询问部队给养、服装供给的实际情况。他常说，部队作战这么艰苦，我们不搞好供给，不关心干部战士的生活，就对不起他们。这些话，一直激励着我们供给部的全体同志努力搞好工作，积极为部队服务。红军时期的供给是没有保障的，给养供应主要来源于地主老财。常常是打到就吃，打不到就忍。有时在内线作战，筹粮很困难，战士们就以野菜、树叶、树皮、葛滕很充饥。每遇到这种情况，徐海东同志不是亲自带领部队袭击敌人后方，从敌人手中夺粮，就是指派专人，克服重重困难，外出筹粮。他还帮助我们作好周密计划，合理安排，并经常指示我们，一定要搞好必要的储备，决不能让战士们空着肚子与敌人拼刺刀。在徐海东同志亲自过问和直接关怀下，红二十五军的供给明显好转，部队生活逐步改善，战斗力不断提高。我们长征到达陕北后，还结余了约万元和许多军需物品。根据徐海东同志“无条件地、毫无保留地交给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将这些经费、物资交给了中央供给部。
在与徐海东同志的共同战斗和工作中，有一件事是我永生难忘的。那是一九三七年秋季，他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任旅长，我任营教导员。在町店与日军的一次作战中，我左手负伤，被送往旅医院治疗。战斗结束后，徐海东同志和当时任旅政委的黄克诚同志特地赶往医院看望我们。他首先表扬了我们营在战斗中表现出的敢打敢拼的精神和良好的战斗作风，并安慰我说：“你光荣负伤，我们代表大家来看望你。到后方好好养伤，遇到什么困难就转告我们，由我们帮助解决。”这些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深深地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后来，我在后方医院治疗，很长时间未能恢复。我实在呆不住，就回前线了。徐海东同志见我伤未痊愈，严肃而深情地对我说：“希才同志，在前方打仗是战斗，在后方养伤也是为了战斗。要听从组织安排。”于是，他与黄克诚同志商量后，又把我送到一个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治疗，直到完全恢复了健康，才重新给我安排了工作。
只要与徐海东同志有过接触的人，无不为他那种平易近人的高贵品德而感动。他虽身居要职，但从来不摆架子。无论是在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建国以后的环境里，他始终保持了普通一兵的本色，时刻注意接近和深入群众，关心和爱护同志。徐海东同志的职务先后变动多次，可他对同志的满腔热忱却分毫未减，记得在一九四七年，他在大连养伤期间，有一位同志带着孩子路过那里去看望他。临别时，徐海东同志轻轻地拍拍孩子，笑着对她说：“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你们可要把她抚养好、教育好哟！”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块银元，塞到她的手里，接着说：“我也没有什么送给孩子，请把这一点心意收下。”这几块银元，凝集着徐海东同志对下一代寄予的无限深情和对部下的一片厚意，感动得这位同志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在那艰苦的年代里，徐海东同志省吃俭用，并没有什么积蓄，而他对同志却给予慷慨帮助。
徐海东同志在待人接物中，始终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只要你有事找到他，他都会热情地帮助解决。因此，大家有话都愿意对他讲，有事也愿意找他商量。战争年代里他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亲如一家。住进北京后，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开会或去北京办事，凡是到他那里去的，不管职务高低，他都热情接待，勉励大家勤奋学习，积极工作，从各方面关心同志，给他们以温暖。
徐海东同志对别人是热忱相待，可对自己从不作特殊照顾。他先后九次身负重伤，可总不当一回事，拼命为党工作，终因积劳成疾，病倒在战场上。正因病魔缠身和林彪、“四人帮”这伙恶魔的残酷迫害，致使我们的好军长徐海东同志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我们一定要学习徐海东同志襟怀坦白、大公无私、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品德；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献身革命的精神。为实现先辈们的遗愿，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战友情——徐海东和陈赓 张麟
革命的火焰，在鄂豫皖三省各个山区燃烧。一支又一支游击队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为了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党中央派来了许多党政人员和军事将领。张国焘、沈泽民、曾中生、徐向前、陈昌浩以及郭述申、陈赓等先后到了大别山。随着红军一次又一次扩编，地方武装一批又一批升级，1931年3月，徐海东率领的鄂东警卫团也发展成为红军第四军十二师了。
徐海东打了三年多游击，如今脱掉长袍，戴上八角帽，尽管身上还不是一色整齐的军装，仍穿着黑棉袄、蓝布裤，可是扎上绑腿，系上皮带，已经很像一个武装军人了。看到红军大发展，从中央来了许多人，其中有的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有的是南昌起义军的指挥员，有的还是留过洋的——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生，一个个文武双全……徐海东高兴得整天笑，笑得脸上那一对酒窝显得特别深。可是，一天傍晚，师部一位负责人突然通知他，要他准备到三十八团去当团长。徐海东一听，要离开老部队，到一个新的部队去，打心眼里不乐意。他觉得那里人一面不熟，不好开展工作，便跑去找师长陈赓，陈赓正巧在洗脚，看见徐海东进屋，笑着说：“来来来，趁水热，烫烫脚。”
徐海东沉着脸说：“我洗过了，找你是想说说，我不想去三十八团。”
陈赓一怔，问道：“你想干什么？那就来替我当师长，我正找不到一个人来顶替哩！”
徐海东只听说陈赓是个将才，参加过南昌起义，北伐战争中当过第二方面军特务营长，却不知他爱开玩笑，以为师长疑心他想要个大官，着急地说：“师长，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不是想当官！革命嘛，哪能想自己，我是说，到新部队人不熟。我……”
“谁和谁熟？”陈赓拉着长音说，“我来到这大别山熟人更少，照你说，那只好不干了。”说着穿上鞋袜，在地上走动着。
“我是想，人熟好工作……”
陈赓突然打断他的话，严厉地说：“乡土观念！只想抱着老婆、孩子在家门前转圈圈，这算什么革命分子！”
陈赓这几句话，说得徐海东很难受。若不是刚认识不久，真要和他大吵一顿了。他觉得师长这人太不留情面，劈头盖脸乱批评人，谁有乡土观念？谁又想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