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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当我工作累了，倒在沙发上，望着这一切，心头就总有一种不那么舒服的感觉。我想：假若把十亿人搭成个金字塔，享有一间书斋的人肯定是在塔尖上。当然，电视上也看到过农民盖的整幢整幢楼房，可是我身边的许多人，住得都不比我当年宽绰多少。一个青年评论家，在同另外几个同志睡着双层床。还有三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女作家，一提房子，她就摇头皱眉。我相信他们决不会放松自己的努力，必然也像我当年那样，把房管所的门槛都跑穿了。那时我看到的是难看的面孔，如今呢，可能和气点了，然而管理员还会朝你摊开双臂说：没有房叫我咋办？
自然，现在到处在盖房了。从统计数字看，市民平均的住房面积也在上升着。我祝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我祝愿我的同行们个个都能有一间书斋。
到那时，我再来谈我书斋里的陈设吧。这里，我只想说，我在七十三岁上，才混上一间书斋。我希望并且相信新的一代，将会早一点有。
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五年
老北京的小胡同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的早年的世界。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还是位老姑姑告诉我说，我是在羊管（或羊倌 ） 胡同出生的。
七十年代从五七干校回北京，读完美国黑人写的那本《根》，我也去寻过一次根。大约三岁上我就搬走了，但印象中我们家好像是坐西朝东，门前有一排垂杨柳。当然，样子全变了。九十年代一位摄影记者非要拍我念过中学的崇实（今北京二十一中 ），顺便把我拉到羊管胡同，在那牌子下面只拍了一张。
其实，我开始懂事是在褡裢坑。十岁上，我母亲死在菊儿胡同。我曾在小说《落日》中描写过她的死，又在《俘虏》中写过菊儿胡同旁边的大院——那是我的仲夏夜之梦。
母亲去世后，我寄养在堂兄家里。当时我半工半读：织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毕业（1927 年冬 ），因学运被变相开除，远走广东潮汕。1929 年虽然又回到北平上大学，但那时过的是校园生活了。我这辈子只有头十七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
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锔盆锔碗的。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艺儿，嗞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
北京的叫卖声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田螺丝，夏天是莲蓬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粘乎乎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尾，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时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乞者：行好的——老爷——太唉太——有那剩菜——剩饭——赏我点吃啵。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怵，在给自己壮胆。
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两几个钱就能买支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的世界。阔孩子放沙雁，穷孩子也能有秫秸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衬着蓝色的天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儿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啦。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
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里见不到阳光。北京胡同停在一家住户门口等生意的黄包车夫。
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到过类似的胡同。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有一条窄窄的针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在美洲新大陆就见不到。他们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四十年代我两次过狮城，很有东方味道。八十年代再去，认不得了。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牛车水。我每次去新加坡，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边吃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
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
一九九三年十月
东 直 门
我虽说是个老北京，十八岁以前从没离开过，其实，我最熟悉的还是我出生并长大的东直门。在我两三岁上， 家就从我呱呱坠地的羊管胡同搬到菊儿胡同了，所以羊管胡同在我脑子里没留什么印象。我依稀记得门前仿佛有一溜树，还有一片空旷的草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先后两次去寻过根，连一棵树也没见到。这其实倒也不足怪。八十年代我还重游过福州的仓前山和伦敦西北部的哈姆斯苔德，所有那些树林如今都盖起房屋了。菊儿胡同那里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那苦命的妈死在那儿——见我的落日。天下竟有这种巧事！我十一岁那年夏天刚进地毯房学徒，她就在我一辈子第一次领到工资那天咽的气，而且还吃上我挣来的一口苹果！我们在菊儿胡同住的是路东一个独门独院，一共只三间北屋，东墙根有一道山墙， 刨几个蹲坑，那就是厕所。东南墙角有只破筐，上面铺着点稻草，那就是我们那条最护家的狗小黑的窝。它饿了就到处去偷吃的，然后回来守我们那个破家。它越穷越横，生人一探头它就汪汪的咬，有时也因偷吃的给人家打得满身是血。七十年代有一回我骑车去那里寻根。唉呀，东墙南墙都各盖了两间房，挤成蜂窝了。二十年代我们在这儿住时，尽管穷，可还有个院子啊！
菊儿胡同出口是一座院坪。北面是座破庙，西边是一道垂杨柳。
中间就成了左近穷孩子们的游戏场。那就是我的小说《俘虏》的背景。
在读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时，我心里想的就是那片草坪。我们在那里玩过各种游戏，也斗过蟋蟀，排队举过莲花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在那里听到一位穿月白色上衣黑裙子的女士的演讲，她还教了我们一首我至今还会唱的《自由歌》。 那是一支曾影响了我一生的歌。
东直门我最熟的还是北新桥。我从小学到高三差半年毕业因学运被开除这一段，没离开过那一带。到今我仍记得当年那些铺子的门脸儿：门前冷清的棺材铺，热气腾腾的包子馆，高台阶的茶叶店，还有我在那儿吃过多少碗面条的大碗居。露天的摊子我更熟了：坐在长板凳上喝豆汁，吃灌肠或扒糕。
马路那时连石子儿都不铺。一刮风，对面看不见人。我也不知道吞下多少从戈壁刮来的土！在旋风里，坐在包月车里的少爷还当当不停地踩着脚铃，扎了红绿绸子的自行车也威风地按着嗽叭。偶尔过一辆汽车，那大概必是什么阔佬，因为倘若是位大官儿，就还得戒严呢。
谈到东直门，就不能不提提那一带的三大建筑，而且那时对我都带点神秘性。一个就是蒙藏喇嘛所在的雍和宫，每天一大早，整个那一带都能听到喇嘛念经时吹的足有一丈长的号筒发出的鸣声，深沉而且雄壮。行人可以从雍和宫前头的牌坊和影壁前穿过，看到穿着绛紫裙子黄披肩手持素珠的蒙藏老少喇嘛。一到年下和节日，喇嘛们还跳神打鬼，号筒和锣鼓齐鸣，好不热闹！前头还有几名开路喇嘛威风凛凛甩着皮鞭子，说是去邪，起哄的和不顺眼的，有时也追着打。
1925 年我参加 CY 时，已故于道泉教授一度曾领导过我。二六年我被捕后 ，他就遁入雍和宫，同喇嘛们一混就是十年，学会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