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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后，朱希在对我回叙当时的情景时，还感到毛骨悚然。他说：“不知道那根绳子 是怎么捆的，我只感到两只胳膊以及双手，疼痛得失去了知觉。大汗珠子顿时从身体的每个 部位流了下来。说是汗如雨下，没有什么过分，因为我的脚边，被汗水洇湿了一片。这么一 吊，我的头立刻像葫芦上般垂了下来。我就是这样垂着头，乘着卡车穿过整个长治市的大街 的。但是卡车没有拉我回来，而是把我拉到一个有大墙、电网和岗楼的大门里，我坐了 牢。”
那儿是一座昔日阎锡山开创的模范监狱，是专门以关押共产党人出了名的铁牢。那是窑 洞形的牢房，没有窗子，只有一个通气孔。每到冬天，里边生火取暖，是没有烟筒的火炉— —因为其不通风之故，有一次差一点儿把牢里的犯人全部熏死。多亏有人感到了头晕，请求 监管干部放风——所有的犯人都到了院子里来，才算喘过一口气来。
与他同一牢房的是淮海兵工厂的厂长，也是一个老革命。他进监狱的原因，是因为兵器 的流失，从而演化成长治的大武斗。但是朱希的上书材料，是通过农场革委会转呈中央的， 即使是观点错误，怎么就成了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了呢——朱希生性刚直不阿，对此 他一直想不通。因而，他拒绝检查，他认为五七年反右就错了，现在是错上加错。按着这位 老革命的观念，共产党会自我修正错误的——因而他一直等待着农场来车接他回场。
第一年过了，没有消息；第二年过去了，还没有消息……他在里边一直当了四年多的囚 犯，直到他被收监50个月的时候，农场才来人把他不明不白地接了回去。在这四年多的光 景中，他连续不断地上书，因为新来的犯人告诉他，林彪叛逃已命毙温都尔汗，他昔日上书 指责林彪理应平反。临行前，他曾问过监管干部，但是回答是“无可奉告”。所以受尽了折 磨的朱希，是以“现反”进监，又糊里糊涂出监的。
发生在以后的故事，不仅是我没有想到，连朱希自己也大吃一惊：当1979年中央为右 派平反时，国家新闻出版局在翻阅朱希的卷宗时，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卷宗中写 明朱希是个死刑犯，是当时当地的公检法秘密判决的。只是还没有执行死刑，林彪叛逃的案 件发就生了——朱希因此而捡了一条命。使人不解的是，卷宗中却没有推翻死刑的任何文字 材料。真是人如草芥，一个革命了多半生的朱希，自己在当时竟然不知道，有一天会被拉向 刑场，吃上一颗子弹！
公章大印皆在，让平反单位大为其难。他们先后三次住返长治，才拿回来一张写有“查 系错捕，宣布无罪”的公文。所以朱希一直到了1979年的5月，才算是回归了干部队伍。 当笔者为写此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回忆录，到朱老的家中拜访时，朱老十分感慨他说：“当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就这么难！我看的史书也不算少，但是历朝历代哪 有把55万多知识分子，都给打成敌人的，你在史书中发现过吗？”
“没有读到过。”我说，“这55万多的数字，是报纸上公布的。实际数字怕是还要 多。”
我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团河农场右派大聚集的时候，一些来自最基层 的右派告诉我，当年在山高皇帝远的边塞地区，为完成单位中百分之十的数字，还有选举出 来的右派。谁当天正好不在单位，就选上了谁。我说：“当然，像朱老这样判死刑的，虽不 多见。但在‘一打三反’时期，南京就枪决了4个右派，在1997年10月，我在《金陵晚 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希望有知情者，能告之死者情况于一二。文章发表以后，只 有一个《扬子晚报》的读者，给我来过一封信，讲述了她见到行刑前的批斗会现场。当时参 与此事的‘文革’成员，都像是哑巴一样，缄口无言。”我对朱老讲述了那4个老右的名字 和当时被枪决时的情况。
“我也差点儿就成了这样的一缕冤魂。自己掉了脑袋，怕是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掉的！” 朱老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朱老己年过八十，家中陈设几乎还都是50年代的。他用哆哆嗦嗦的手，给我找出一张 他在监狱服刑时的照片。我望着那张照片，虽然强作笑颜，却掩不住内心的凄楚。我问朱 老：“临离开农场之前，大辛庄的干部，就没有一点良知上的表示。比如，向你道个歉，或 者… ”
朱老打断我的话说：“没有，在1978年他们就把我给撵回北京来了。”
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哲人，曾说过如是的话：“暴虐的政治，能使人类的道德、良知沦为 娼妓。”在朱希的遭遇上，可以证明此话并非虚言；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文革”的打手 们，连任何一丝自愧的感情都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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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我的一次生死劫难
我的这场生死劫难，不属于政治上的——中国历史到了1973年之尾，举国上下正在批 林批孔的高潮当中。场里革委会紧跟形势发展，抽调一批文化人，办墙报，出漫画专刊。我 和张沪以及画画的曹大士、马常等七八个人（大都是办过报纸或在原单位搞过宣传工作的 人），被安排在一间屋子里，从事批林批孔的宣传。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不费劲的事情， 报纸上有现成的材料，将其摘头去尾随便动动笔墨就行了。应该说，这是我和张沪到大辛庄 以来，体力上最为轻松的日子；但从思想上去反刍那些时日，却又是我们最为疲累的日子。
如果是单纯地批判孔子的“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也”，这倒不用去花费什么脑筋。抽到这 个宣传组来的都是知识分子，几乎没一个人不了解“项公舞剑，意在沛公”——打靶的真正 靶牌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做过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到了1962年的广州会议 期间，与陈毅一起，曾为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陈毅还当场为文艺界的两 个知名作家脱帽“祝酒”，这是所有知识分子记忆犹新的往事。
因而在那间批林批孔的小屋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双关语：“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其山水之间也！”立刻有人应答。
“尊法批儒，谁是法家？谁是儒家？”
“当今法家非张春桥莫属。”
“那么谁是当今的儒家呢？”
…
每当说到关键问题，小屋就沉默下来。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但是谁也不说出周恩来的 名字。虽然，被抽调到这儿来的没有爱打小报告的人，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 可无”，这是那个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公式。朱希事件的场面犹如昨天，我们这些知识 分子，自然不敢随便乱说乱动了。因而在宣传组，大家只能用含而不露的双关语，表述各自 的心迹，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好在，批林批孔的风，很快就刮过去了。宣传组解散归队。我没能再回到我的铣床之 前，当我的铣工。化工车间的四氯化碳即将上马，化工厂要组织一批人员，去张家口化工厂 学习此项工艺的生产流程——这同样需要有文化知识的人去完成，我被列入去张家口学习的 成员之一。对此殊荣我颇感惊喜，因为至少我可以到远离山西的地方去看一看，蜗居山西这 么久，外部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已经全然无知；去张家口可能要路过北京，也许有可能顺 便到家里走上一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之？！
不知为了什么，自从被召入宣传组开始摇动笔杆之后，多多少少勾起来一点死去了的梦 幻。尽管批林批孔，并不是自己所想干的，但是突然接触了文字工作，便有了一种“久别胜 新婚”的亲切之感。当时正好有一位姓高的同类，他因为小提琴拉得比较到位，突然被长治 文联调走，有此先例可寻，我想到我的命运能否在长治有一点转机？那位姓高（我已记不起 他的名字）的同类，在临行前对我说，以我的文学功底和名声，长治市是求而不得的人才； 山西老一辈作家又都知道我的情况，何不想办法回到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