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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状元府”的劳动工地上，还有一个戴着圈套圈的高度近视镜的右派分子。他干活窝 窝囊囊，沿着“马道”往楼上挑砖运灰时，总是弓曲着水蛇腰，像个鸵鸟似的。他叫赵筠 秋，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经济系，别看他肩不能挑担，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行时，脖子却伸得 挺长，身条挺得挺直。那天，他嘴里嚼着馒头舌战群儒，话锋的焦点是中国官僚主义的渊 源。赵的论点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完备，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而批判他的那些人们， 则说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十分完备，官僚主义与此无关。他一边喷着馒头渣儿，一边慷慨激 昂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也许他当时那副执拗的儒雅气质，留给我们 印象很深，所以在劳动现场，我们常喊他赵老夫子。
最使人惬意的事情，是在上午劳动中的一刻钟休息。我们蹲在避风向阳的砖垛旁，或者 到一间堆煤的小屋中去取暖时，徐钟师“削发为僧”抗拒运动，自然被常常提及，赵老夫子 舌战群儒的场景，也常常用来解脱我们的精神空虚。但这些东西，毕竟是人所共知的，人们 需要寻觅新乐，解脱各自的烦恼。
我本是个缄口如瓶的人，但精神上的沉重负荷似在改变我的个性。有一天，在那间堆煤 的小屋，也打开了话匣子，那是不知谁谈起了“阳谋”这个字眼的含义时，我讲起了邓友梅 君的一段经历：10月11日，北京已进入金秋时节，团中央大礼堂里举行批斗刘绍棠大会。 台上坐着中国文坛的泰斗，台下坐着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艺尖子（包括演员）。当时，北 京市文联尚未明确邓友梅划为右派分子，因而友梅上台发言时，还不得不作出许多左派的姿 态来。友梅能言善辩，语意铿锵有声，加上他挣脱罗网的强烈欲念，对刘绍棠违心的批判相 当出色。笑话出在友梅发言结束之后：当他红头涨脸，嘴巴离开麦克风迈步下台，台下正为 他有力的揭发批判，响起脆脆掌声时，市文联秘书长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压压的群众高声宣 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会场顿时愕然。
伙伴们笑了。接着七嘴人舌：“这是一出皮影戏！”
“邓友梅充当了皮影人！”
“这出皮影该叫啥名儿？”
“先使用友梅君，然后把他再甩出来。推完磨杀驴，招儿真高… ”
“这叫‘各个击破’。”
“这叫‘阳谋’——”
每每涉及到政治，聊天便骤然刹车。
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右派伙伴们当中，和我接触最多的要属王复羊、骆新民、梁沙军、 赵筠秋等人。其中最坦率、最赤诚的要算是漫画家王复羊。他就读于东北鲁迅美术学院，在 老右中年纪最轻，又对生活最富于哲理性的思考。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导火线始自 于他对李滨声的态度。他不揭发、不批判；但是有人出来揭发他了，这就是骆新民。他说王 复羊污蔑过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说“胡风问题构不成反革命”，“肃反伤害了一部分老同 志的心！”等等。结果，年轻的王复羊受到了二类处分监督劳动（当时对右派分六类处理： 一类送劳动教养；二类监督劳动；三类自谋出路；四、五类降职降级；六类免予处分），每 月18元生活费。骆新民（笔名骆拓），他原本是马来西亚华侨，因其父和徐悲鸿先生私交 甚密，解放前他便从异国他乡回到祖国怀抱，并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在1957年反右派 斗争中，他虽然积极批判李滨声，又揭发了王复羊，由于他在鸣放期间曾写过一篇文章，为 国画大师李苦禅的待遇鸣不平，反右斗争仍然把他网罗在内。但他是华侨，反右斗争中又 “表现可以”，所以落了个从轻发落，只开除了团籍，免予行政上的降职降级处分，可是右 派帽子依然给他戴在了头上。梁沙军是河南人，原是地下党员，他性格憨厚是个乐天派，因 而在右派当中颇有人缘。他走到哪儿都会受到欢迎，因为他有腰腱盘突出的毛病，干不动重 活儿，除了在装订房和女人们折折书页之外，有时也来“状元府”工地干些轻活儿。
那天，北京降下了头场冬雪。我和王守清去取劳动工具，他和女右派们一块砸钉子时， 发现了我俩，便道：“喂！干什么去？”
“取工具！”王守清既有鼻音，又有浓重的地方口音。
“什么？”梁沙军用王守清的谐音逗趣说：“去公安局？”
“你开甚的玩笑！”王守清一脸苦相。
“唉！我解放前在警察局当差（地下工作），要是解放后转业到公安局就好了；你要是 进了公安局，我一定把你给放出来。”
“为甚？”王守清愣愣地问道。
“名字上了碑的英雄，公安局不敢收留。”他打哈哈地笑着说，“你在陕北给毛主席站 过岗，这回我还送你进中南海给毛主席当警卫班长，要是他们不收留你，我给你写介绍 信。”
这个玩笑充满了酸楚，却也因为有人理解王守清的痛苦而宽慰了他的心。因此，王守清 一路念叨着：“沙军是好人！只是咱们都生不逢时，赶上了他娘的五七年！”
梁沙军确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是上帝分配幸运与不幸运时，并不把人的品质优劣，当成 分配的尺度。俗话说：人走背字的时候上卦摊。这也许是社会中的底层人，更容易相信宿命 论的缘故吧！
新社会没有卦摊，特别在堂堂北京。可是在右派中会看手相的人不少，骆新民对这方面 的知识尤其丰富。我也叫他看过手相。他说：“你爱人张沪的手相是主权贵的，将来还有盼 头；你手相上事业纹非常紊乱，恕我直言，你一辈子可能就要大铁锹了。”
“你呢？”我反问他。
“少则5年，多则8年！”
还是王复羊比较实际，说：“8年？再乘上2差不多了！”
“16年？”骆新民认真他说，“那就完了蛋了，画画人的手不能生硫，长期不拿画 笔，人就报销作废了！”
我们陷入茫茫然不可知的迷惘之中。就像汪洋大海中的片片孤舟，前面既看不见灯塔， 更看不见陆地。尽管报社领导指出右派的前途时，引证毛主席的话：“三年怎么样？三年不 行五年、八年总可以了吧？”我感情上对这几句话百听不厌——因为我还幻想着拿笔写小 说；但理智上总是不太相信这是真的。我胡乱猜想脱胎换骨的改造，至少要10年时间，按 照找对未来的剖析，10年后我34岁，那时青春尚存，容颜未老，精力还不到枯竭的时候， 也许还能干点儿事业。因而，当夜深人静，我和妻子躺在床上谈论这些事情时，还自我麻醉 地背诵过李白的诗：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妻子则比我还要悲观，她常用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来概括老右们的命运。她的论点是：光阴不会倒流回来了，没有这 批戴上右帽的知识分子，火车照样地开，地球照样地转。
我说：“不会这样，中国需要知识分子！”
“你倒不见外！”她说，“人家已经把你比作狗屎堆了，你还自作多情。”
不是吗？报社这些右派离开办公桌之后，报纸照常出版，书店照常卖书。
浓重的悲观情绪在我心扉聚集，我曾一度心灰意冷，甚至认为末日已经到来。记得，那 是1958年的4月6日，一辆卡车送我们去鲁谷公社改造。新华分社的右派去了上庄，北京 出版社的右派去了何家坟。卡车前边的另一辆车上，拉着满当当一车被宰割过了的半扇子生 猪肉。我敏感地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便捅了王复羊一下说：“瞧… ”
“看见了。”
“会吗？”
“但愿不会。”
这些心照不宣的问答，实际上是打着哑谜。因为没有人能推测出谜底，谁也卜算不出未 来的命运，以及这些“不齿于人类狗屎堆”的归宿。我看了看卡车上的伙伴，仿佛都看见了 前面卡车上的死猪肉，有的木然的脸上毫无表情，有的故作镇静地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