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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早就凉了。我打开点心包，一边喝着冷粥，一边掰食着硬得如同石头一样的点心。从 墙洞中钻出来的几只红眼耗子，抢食着落在地上的点心渣子——后来我索性把吃不下的窝窝 头，掰开揉碎让那几只饥鼠吃个够。待我感到心力交瘁，囫囵个儿躺在土炕上时，才发现有 一股冷风吹了进来。仰头看看，原来后墙墙角，有一个大大的圆洞。根据我劳改多年的经 验，这洞并非自然塌落，而是用镐头特意刨出来的。在房子里刨一个洞干什么，我想来想 去，判断出这是一间停尸房——我身上的被子，是死亡号留下来的。想到这里我一跃而起， 走出房间溜到房后，借着月光：朝四周看了看，房后是一片枯草，但是在紧贴着圆洞的地 方，被车轮压成一道道车沟。我不是福尔摩斯，但是根据劳改生活的启示，我揣摸出那个圆 洞，是为了从房里向房后顺死人的——生者把死者顺着墙洞推出来，往大车上一扔，就奔往 北砖窑的坟场了（后来，我从张沪嘴里确知，一切都与我的推断一模一样）。
我一夜无眠，第二天早上打道回府。
我满怀希望而去。
又塞满惆怅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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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与贼同醉
从女队归来以后，我心情的凄迷到了顶峰。记得在返程途中，我坐在离“582”不远的 一座小桥上，流下了一个男人不该流淌的眼泪。时代对我们是不是太苛刻了——特别是对于 曾被国民党拉上过特刑厅的女共产党员，现在让其反省与反革命分子的关系问题，这是她一 个人的悲剧，还是历史的悲剧？我太了解她了，她是不会向压力低头的，这会不会又酿成她 的另一个新的不幸？
回到监号，几个同组成员开我的玩笑道：“久别胜新婚，夜里干了几回？”
“他妈的，你比我们强多了，一抬腿就能去天河配！”
惟有那位法国的传教士高学海，似乎看出我的情绪并不太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他 自言自语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法语，抒发他自己的心绪——他究竟在说什么，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想知道——我给他起了个“高老夫子”的绰号，在组里除了我对他十分尊敬之外， 几个解禁的流氓罪犯，实际上把他看成是一个影子般的人物。
我只好把泪往肚子里流。在劳改生活中，我不能过多地流露真情，因为这里的队长已然 不是董维森的类型，他们两只眼睛时刻在盯着思想犯。一旦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那可是不得 了的事情。过了10月，接近了年关，劳改队要例行文艺演出。有一天，崔指导员把我找到 他办公室：“你把你们组学毛著后，立刻见行动的好人好事写一下。”
“您看，我该写谁呢？”
他说：“你们组里何××（我已忘记他的名字了），因为是个惯窃，才有个”何大拿“ 的外号。这你知道吗？”
“知道。”
“他学了毛选中的老三篇以后，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有了变化。前两天，他在收工的路 上，拾到了五毛钱，交到中队来了。你就写写他这一段吧！”
我只能点头称是——尽管我明白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还是应了下来。之所以如此，当 时我们组正干着刨冻土的活儿，每天抡铁镐刨冻土的活累我倒是不怕；怕的是那漫天漫地的 白毛旋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前文已经说过，这儿是个大盐碱滩，七八级的大风一刮，一 片白黄色的沙尘吹在脸上，苦咸苦咸。冻土有三四十公分厚，手上震裂的口子虽然贴满了胶 布，还是照常开裂。留在监号写点顺口溜一类的东西，可以少受点风沙之苦，这是原因之 一。之二，让你写你就得写，否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与其如此，何乐而不为？！
进劳改队以后，我已经多次干过这种差事。但是每每充当这种角色时，常常勾起我死去 了的文学的梦幻，实在有愧于心。同组的人都知道，“何大拿”不过是变了个小小的戏法： 他自己先把五毛钱丢在什么地方，再当着别人的面，把钱从那地方拾起来，然后把钱送到队 部办公室——戏法就这么简单，一下就成了学习老三篇的积极分子了。写！我还得把假的当 成真的写！
整个的时代，都跳起了假面的忠字舞，一个“二劳改”，还要什么自我清高？
到了新年，我写的《“何大拿”学毛著》，是以山东琴书的形式演出的。我们全组人 员，一起上阵。为此，我们全组得了个集体学老三篇的优秀奖。在台下听着队长表扬我们的 时候，我的心在暗暗发笑：好一个“何大拿”，一个小小的把戏，不但给自己的脸上贴了金 粉，还给我们全组画上了红脸。
可笑？
可悲？
可耻？
可乐？
时代既然充满了荒唐，荒唐多了，也就不觉荒唐。
但这一切，都只是过眼烟云。当我的良知苏醒的时候，内心一片苍凉，正是因为醉中有 醒，到了年节的晚上队里破例允许喝酒时，于是就有了《与贼同醉》这场正剧。那天队里吃 的饺子，饭间，其他成员都去各找各的朋友，摆龙门阵去了。我本来是想去三队找李建源和 阮祖铨两个同类去谈心的——从探视张沪未果而归，我的心情一直不好，与同类中的友好聊 聊，不外想排解一下不佳的心绪。但是“何大拿”把我拦在了门口，他说他感谢我写了他的 事，要对我表示一下谢意，说着举起了他手中的那个酒碗。
同在一个组里生活，我不好推辞，便拿出我腰里揣着的酒瓶，并拧开瓶盖说：“喝我的吧，你的酒是白薯干做的，我的酒是北京的正宗‘二锅头’。”
他把我倒在他碗里的酒，一扬脖儿喝了下去，连称赞着：“还是北京的酒香。”
我再次要走，他拉着我的胳膊，不让我走。我只好坐了下来，与他一边吃着饺子，一边 端起酒碗。
“来，干了它！”
在我和他频频碰碗之后，一开始是心发热，然后便是头发晕。青年时代的我是有点酒量 的，但在劳改队只有逢年过节，才能沾酒，所以很快进入了半醉状态。喜酒的人酒后的醉态 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发酒疯手舞足蹈，有的人沉默无声——我属于后者，特别是进了劳改队 以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每每在节日放纵自己狂饮之后，话就变得更少了。我仰面朝天 往炕上一躺，愁思便潮涌般地塞满心扉。
“何大拿”无忧无虑，他喝够了酒以后，便在狂放不羁中口吐真言：“谁他妈的有病， 捡了钱还交公？我还嫌钱不够花呢！一个月就这点鸡巴钱，还不够我卷‘大炮皮’抽呢！”
“你是怎么玩的花活？”我半醉半醒地问道。
“那不是大容易了吗，出工的时候我走在队伍的后边，把五毛钱扔在那儿；收工的时 候，我走在队伍的前面，当着大家的面，再把钱拾起来交公——就这么简单。你想想，在这 块兔子也不拉屎的地方，连个人烟也没有，谁能把钱丢在那儿？嘻嘻……这戏法还真灵验， 我成了场里的标杆！”
我笑了，笑他的鬼把戏，叫我们猜了个准；但是却把劳改干部，骗了个底儿朝天。如果 事情到此刹车，下面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可他把酒瓶喝了个底朝天以后，又对我吹 起他神偷的本事来了：“我在年前回家探亲，在回来的火车上碰见一个老太太，她挨着我坐 着，怀里还抱着她的小孙孙。我以为她的包袱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便顺手牵羊地拿了回 来。可是回到场里打开一看，净是些尿布片片和喂奶的奶瓶一类的玩艺。里边还有一个纸片 片，那是一张选民证，我记住了那老太太的名儿，她叫崔风莲。‘吃大轮’（在火车上行 窃）的碰上穷光蛋，算是打雁的叫雁给啄了眼，不过，这时候倒也算有了它的用项。”说 着，他把藏在炕洞里的小包包，拿到炕上抖落开来，从中拉出来几片白白的尿布，像是扭秧 歌似地，在地上扭动起来。
是好奇？
是诱惑？
当时我也说不清楚，他究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