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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吧！”我们催促他。
“这一对留学生长得很漂亮。”梁沙军目不转睛。
“自古红颜多薄命！”我说，“他俩到天国去结婚了！”
“再浪漫蒂克，也不如在人间活着。”骆新民说，“当然要是活到1957年，一对儿都 戴上右帽！倒也是死得其所。”
“诸位老弟，要是我有那么一天，我请你们也给我弄一个石头棺材。不，砌个水泥的也 行。”梁沙军一副乐天派的架势，打着哈哈说，“不过，当你们路过这儿的时候，千万别忘 了一件事，就是把大跃进中的新鲜玩意——诸如小土炉的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啦！什么‘对 右派进行大赦一律摘了右帽了’等等，及时向我汇报。我日他娘的，我这个党员听了会从棺 材里蹦出来，高兴得起死回生的！”
他笑了。我们也笑了。
谁也没有想到，他久久在公墓中徘徊穿梭，竟是一只受了伤的鸟儿在为自己寻觅永久性 的安息巢穴哩。
一年后的1959年冬天，我手中无有鲜花，却带着无限悲伤，到这儿来哭沙军——这是 后话。
当然，在苦涩的精神沙漠中，也并非没有诗情。在1958年的改造日历上，留给我印象 最深的是王复羊的结婚。借着回城休假的一天，我们为他和她的结合举行了简单的欢庆仪 式。
婚宴是在裱背胡同口内一个四川担担面馆举行的。两间铺面房里有四五张餐桌，我们七 八个人占了一张圆桌。几碟酒菜，一瓶烧酒，主食是碗里放了不少辣椒面的细面条。之所以 弄得这么简单，主要是怕声张出去，说右派分子们借王复羊结婚在搞集会。梁沙军则从另一 面解释这个问题，他端着酒杯说：“咱们都划定到资产阶级圈儿里来了，这回办个无产阶级 的结婚仪式，说明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自己的思想改造。”
“担担面很长，象征你们能够白头到老！”赵老夫子——赵筠秋说。
我说：“里边有辣子，祝愿你们的未来有滋有味！”
我妻子张沪说：“让我敬天下的头号贤女子一杯！现在时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 头各自飞’。可这位崔振国，不但没有终结和王复羊的恋爱关系，反而提出和这个每月十八 大元的右派结婚。这样的女人天下难寻。”
崔振国（现在为北京画院国画家）脸红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是的，在这方寸大小的担担面馆，崔振国的形象实在是够崇高的。首先，她是惟一的人 民，而这个惟一的人民，却死心塌地要嫁给右派，王复羊曾委婉地请求她另作抉择，以免耽 误了她的一生，而崔振国对此九死而不悔。她的所在单位，用另一种方式提醒过她，如果她 与王划不清界限（包括与王结婚），她将被调离到远离北京的边城去工作。可是崔的抉择 是：宁舍北京，不弃复羊。因此，我们为他俩操办的简单婚宴，具有两重意义：一、欢庆有 情人终成眷属；二、喜剧在人生中永远是短暂的，婚宴也是送别的宴会——崔振国为此情愿 去大西北，王复羊将随她一块去边塞改造。
碰杯声中，不知谁吟了一句古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复羊淡淡他说：“北京对我已陌生了。”
梁沙军则用另两句古诗驱走愁云：“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王复羊微微一笑：“对！都知道右派分子是反动派！”
苦笑声哄然而起，接着是一片沉寂。
离别的依依之情，盖过了婚宴的欢快之情，给这个小小的担担面馆，蒙上了一层不可名 状的忧郁之色。在这种气氛中，我哽咽在喉，似有千言万语要对他们倾吐，但是一句话也说 不出，这酒实在太苦了。
梁沙军却依然在开着令人心碎的玩笑：“……离开北京不要紧，等你们生了娃子，把娃 子装在信封里邮来，我养活着，给他上北京户口。”
“你有什么权力？”骆新民问。
“我是老警察呀！”
“你自己能不能长期在北京落脚，还是个未知数呢！××不是讲过了吗，把北京变成透 明的‘水晶’城？”
“好。那就等于我刚才的话没说。”梁沙军嘻嘻地笑逍，“诸位，我请求你们别在这喜 庆的日子，个个像林黛玉一样愁锁眉梢了，把杯中的残酒干了它！”
“干！”
这一天，我过得非常充实。因为我在冷寂的沙漠中发现了诗情。它像一株大漠中的骆驼 草，在干裂的、没有水分的劣质土壤上萌生，在那人情淡如水，爱情若同卫生纸一样廉价的 年代，振国对复羊君的感情，可谓无价。它久久地震撼着我的灵魂，并如一座诗的丰碑矗立 在心。
不久，奔赴大西北的列车，终于把一对在苦难中结合的恋人，载往了关山万里的青海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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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在高山之谷修筑“宫殿”
一鸟离巢，百鸟迁窝。
崔振国和王复羊于8月初离京，我们这些在京都改造的右派，于该月下旬卷起铺盖“打 道回府”。当然，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市区绝非久留之地。在9月17日，重新把行 李装运到卡车上。向西——再向西——沿着环山的石子儿公路，扎进了大山环抱的潭柘寺。 在寺庙内住了一个多月，当了开山筑路的壮工。公路修完，卡车又拉着我们向西——再向西 ——进入了人烟稀少的高山大峒。这儿离北京虽然只有百十里路，由于山峦重叠，进了一山 又一山，两山形成漫长峡谷，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占领北京之后，他们的足迹也没有到过这 大山沟沟。我们在大山中穿行了很久，在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卡车抛锚——我 们又到了一个改造驿站。
别看这儿荒漠寂寥，梯田边上却支着几片棉布帐篷。疙疙瘩瘩的山路两旁，还堆放着砖 瓦沙石以及雕梁画柱等杂物。第二天，我们才听人说，这儿要修筑一座市委疗养院，我们这 些筑路工要改行变成基建工人。路旁那些漆皮斑驳的梁木，是扩展天安门广场时拆下的民房 旧料。
《北京日报》社。新华社北京分社以及北京出版社的老右，在农村改造时化整为零了。 此时，又在这儿重新汇合。除了那些在“状元府”就熟悉了的伙伴之外，又多了从中共北京 市委、团市委以及市工会、市妇联来的右派。他们中间有“老革命右派”王志诚、叶向忠， 还有市委各部门“新革命右派”白祖成、李建华、粱湘汉、薛德顺、钟鸿、张敦礼；市工会 系统的安福顺、蒋济南、王一成；妇联系统的李琦，以及团市委系统的黄慕尧、张永经。王 蒙。右派的人数骤增，足足可编成一个连队了。
乍见王蒙时，他好像又消瘦了，因而使得他本来就像竹竿般的身子，变得更为颀长。他 被划为右派，翻了几次烙饼：划上了，又推翻了；推翻了，又划上了。几个回合的反复，精 神折磨可想而知。反右期间，我和他惟一的一次见面，是在批判刘绍棠的会上，当时他还在 扮演着正面人物的角色，不过好景不长，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他的头上。
“怎么样，老弟！”我想不到在这大山沟里和他相遇。
“和你一样。”他说，“不然咱们怎么能到这儿聚会来呢？”
“还写吗？”
“不干那行当了。划右以后，我打报告要求自谋生活，比如到大街上去卖糖葫芦什么 的，可是人家不批！”
我认为他是讲笑话，便笑了。他没笑。
“职业病很难治，我还有创作冲动。”我说。
“算了吧！别自作多情了。我是没这份心思了！只想当好地球修理工！”
说实在的，我当时虽不认为王蒙的回答是诚恳的，但是我理解这种回答。反右斗争之后 许多人都本能地蒙上了一种奇异的保护色。就像狡免的毛近乎衰草的枯黄，知了的皮和褐色 树皮同色一样。我也不例外，在向报社交上年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