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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问西探，打听虚实。
“袁先生哪里人啊？”小个儿黄姑娘问话时侧脑袋，甩头发，表情很天真。
袁传杰说，他从北京来。
王姑娘说，旅行社可以为袁传杰包一辆车，有数种车型可供挑选，不同车型的报价不同，彼此差别不小。她推荐上海通用的一款新型别克车，说这种车跑起来平稳，空调也好。袁传杰摇头，说眼下这种天气，用得着空调吗？他要了一辆普桑，说这就行了。姓黄的小个儿姑娘哎呀一声，说怎么可以呢。
“袁先生一看就是成功人士，用的车得相称啊。”
袁传杰说他不是什么成功人士。他是因为不喜欢跟三教九流一堆人挤在一块乱哄哄四处走，所以才想多花点钱，自己行动。
“袁先生怎么看怎么像个领导，”小黄姑娘说，“不会是个大领导吧？”
袁传杰说有这样的领导吗？身边没个人跟着？
小黄姑娘咯咯笑，说领导就不会碰着情况吗？领导碰上情况时很不一样的。
袁传杰说那可能吧。
旅行的有关细节一一探讨完毕，包括费用。费用不低，比旅行社提供的团组游报价高出许多，袁传杰把理由一一问明，即点点头，不再表示异议。王姑娘出示一份标准合同书，把双方商定的内容填写在条款的空格里。她说她们旅行社管理很规范。
“袁先生可以再慎重考虑一下。”她说。
考虑什么呢？她做了进一步解释。她说前往北疆的旅行有数种选择，既可乘车，又可乘机。乘车花的钱相对少，耗时较多，比较累人。乘机则是由乌鲁木齐直飞阿勒泰，再从那里换乘汽车走，时间省很多，当然价格也要高一些。如果按双方刚商定的这种方式旅行，花的钱不比乘飞机少，耗的时间却要多。这些情况，她有责任向客人解释清楚，以供客人最后选择。
袁传杰说他一向不喜欢坐飞机，不到万不得已不坐，因为他特别担心安全问题。他还对王姑娘加以称赞，说不错，你们对顾客这样解释是负责任的。
小黄姑娘又在一边叫，说哎呀袁先生肯定是领导，讲话就不一样。
袁传杰说他领导谁呢？鱼。他是研究员，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他们公司总部在北京，主营水产品，鱼虾蟹贝，紫菜海参，都搞。生产，加工，销售，出口。他在公司里搞一点养殖研究，也处理部分批发业务，手头上经过的鱼货很多，或者说，领导过很多鱼，不以斤论，以十万吨、百万吨计。
俩姑娘都笑，特别是小黄，咯咯咯乐坏了。她说袁先生还真逗。难道袁先生这回是来干这个的？到北疆研究鱼，然后批发，拿去出口？
袁传杰说真是有点逗。搞不搞出口不好说，这回真是来研究鱼的。这去的北疆哪里？阿勒泰地区，阿勒泰最有名的去处是哪里？喀纳斯湖。他就是特地往喀纳斯湖去的。那儿有一条大鱼，特大，就在喀纳斯湖水里。
小黄姑娘说不对的，那不是鱼，是喀纳斯水怪。
袁传杰说这是一种通俗说法，或者说只是一种被媒体不断炒作因而广为人知的传说，其准确性有待研究。人们所说的喀纳斯湖水怪应当就是湖水里生长的大鱼，俗称大红鱼，学名哲罗鲑。他亲自研究过。
小黄姑娘大笑，她说袁先生这么有把握啊？听说水怪怪可怕的，爬上岸能吃牛吃羊，人，那当然也吃得下去。它藏得可深，多少人到那里去找它，至今还没有谁真正看到过。据说有一年人们运去几条大船，在喀纳斯湖里撒大网捞它，网全破了，却没见到水怪影子。还有一回人们把十几架摄像机放到水下守候，想把它拍下来，机器全都进水啦，水怪还是连个影儿都不见。
袁传杰干巴巴道，他知道它在哪里。
“我是研究员。”他说。
袁传杰按对方要求出示了身份证，让两位姑娘将证上的号码记录于合同书上。他签了字，按照双方约定立刻交纳部分款项，并得到小黄姑娘开具的一纸收据。他说行了就这样吧，明天一早动身。
他提了个要求，请旅行社给他安排一位合适的导游，会不会捉鱼不计较，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必须是男性。
“我这人很无趣。”他说，“别给我找多嘴的，太好奇的也不要。”
俩姑娘顿时不自在了，她们面面相觑。
“袁先生，您是，这是……”
袁传杰一声不吭。
二
袁传杰在消失的第三天才引起注意。
袁传杰精心策划了自己的这一次消失，其要点是不让人及时注意到。他选择的机会很特别，以前往北京参加活动为由离开。临行前他依例向市长齐斌报告，说自己参加画展开幕式后要利用一点时间，到国家几个部委联系工作，因此得晚几天回来。市长想也没想就满口应允。副市长们到首都出差，通常都不会只办一件事情，袁传杰买一张机票，千里迢迢赶赴首都，只到中国美术馆挺胸背手去背诵一段讲稿，未免成本太高，顺便多办一些事情符合提高行政效率精神。谁能想到袁传杰是另有图谋。应当说袁传杰机会挑选得很准确，如果他在本市忽然不见，不出几小时就会满城声响，因为身边尽是眼睛。去了北京就不一样，那里的眼睛比这里多得多，但是有的看天，有的看地，少有看他的，袁传杰选择的时间也颇具匠心：他消失的那一天是星期五，接下来是双休日，不上班，一般不找人，找不着一般也不会大惊小怪。
但是也有意外。星期日下午，有人找他了。
那一天市长齐斌在省里开会，他从省城挂来电话，要政府办公室主任张耀急找袁传杰，让袁赶紧给他回个电话，有事相商。
“他可能还在北京办事，跟我说过的。”齐斌说，“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手机就是接不通。奇怪，难道是丢手机了？”
市长以为袁传杰在北京碰上了双休日，办不了事情，因此滞留不归。问题是再怎么有事，联络渠道也应当保持畅通。如今街上走来走去拾破烂的都知道在腰间别部手机，下载几条彩铃，以备开展业务。袁传杰身为副市长，担任一定职务，负有一定责任，分管的工作不少，找的人很多，下级有难题要请示，上级有指示要下达，都需要联系。这人以往一向很注意，除进入一些规定必须关机或者手机信号给屏蔽掉的重要场合，手机总是开着，半夜三更亦不例外。这回让市长找不着，还真是挺奇怪。
政府办主任张耀不敢误事，赶紧亲自打电话联系，这一联系即让他目瞪口呆：袁传杰果真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本市驻京办得到了袁传杰的最后踪迹，那是一个电话。上周五上午，袁传杰从中国美术馆返回后不久就自行离开驻京办，没有谁看到他。但是并非不告而别，他给该办主任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已经动身，有重要事情要处理，就此离开，不回来了，驻京办不必再操心安排他的各项事务。主任不禁发急，说市长去哪儿呢？司机还在这待命哪。袁传杰说不用了，有车，现在就在车上。主任猜想袁副市长办的事可能比较敏感，因而叫了北京哪个朋友或单位的车用，这种事主任当然就不好多问了。
袁传杰这个电话非常有必要。一声不吭悄悄消失掉可不行，驻京办立时就会闹腾开来。所以这个电话也属精心策划。此后袁传杰再无音讯。
张耀询问了可能知道袁传杰行踪的每一个人，包括政府办负责处理袁副市长工作事务的副主任、相关科长和袁的秘书，每一人都知道袁副市长去了北京，行前均有若干工作交代，却没人知道他此刻何在。张耀给袁传杰的妻子打了电话，小心翼翼地询问袁副市长可能什么时候回来？副市长夫人在本市教育局工作，她对其夫行踪也不清楚。她说袁传杰星期五上午来过一个电话，问了儿子学习的一些情况，他们的儿子今年读初三，下个月将参加中考，袁传杰挺留心这事，怕儿子不认真学习，偷偷玩儿电子游戏。袁传杰告诉其妻，他在北京还得待几天，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让妻子不必给他打电话，因为会议比较特别，手机不能开，开也没用，信号全都屏蔽掉了，联系不上。等可以联系了，他就会打电话告知情况。
“你管好儿子。”他说，“其他的别操心。”
市长夫人显然还是有点操心的，没人问起可能不注意，政府办主任一打电话，除了问袁副市长什么时候回来，还打听他电话里都说了些啥，问得太细致太过头了，不比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