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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经济报道的谢衡说她刚来时，被周刊开会的气氛震住了。她每次说这个，我就跟她说原来在净土胡同开会的情景。任何一个记者提出选题，几乎都会引起全部成员的讨论，讨论得非常详细，每个发话的人都能从自己的角度提出建议，并补充部分材料。那段时间我受益非浅。
这会儿写回忆文章的时候，我忽然有点怀疑，我是不是过度美化了自己的记忆，当年真得就那么好吗？也许当时所有的人，包括周刊都在急剧的成长期，自然有那样一股气势。这么多年我经常想起那时，真有可能被这种气质影像修改了自己的记忆。无论如何那时候真好，上班的时候穿过胡同，到单位，看见同事都非常高兴。作为新来的人，对其他记者，我有敬仰之情，仰视之。所以我觉得当时办公室的同事不乏神人，越琢磨他们越有意思。我记得郦毅，她平时闷不出声，偶而说话却常常语出惊人。有时开会，她手机响，居然是警报一样的声音。
交稿
2002年，我换了一个手机，可以自己录铃声。我录的铃声是〃该交稿子了！该交稿子了！〃舒可文故意在开会时打我手机，好让所有同事听听这〃骇人的呼声〃。
主编朱伟说这话的时候，听起来跟紧箍咒似的，让人头疼。每个记者听了都心惊肉跳。所以新鲜了两天之后，他们呼吁我把手机铃声赶紧换了。
在〃三联〃，写稿子是最大的事情，无论你有多痛苦，到交稿的时候必须把稿子交出来。尽管大部分稿子都写得非常难，但看合刊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这么几年已经写了这么多东西了。还有些文章都忘了自己曾经写过。
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藏酷的。舒可文跟我说北京新出了这么一个地方，让我去采访设计者林天苗王功新夫妇。我跟他们约了，他们派了司机到国贸接上我，去了他们在通县的家。
林天苗他们家非常漂亮，但院子里蚊子多了一些。初次采访，我还是免不了紧张，问的问题也丢三落四，林天苗不禁提醒我：〃你这句话其实是两个问题啊？你想我先回答哪个？〃
回宿舍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第二天拿去给舒可文看。过了一会儿，朱伟让我去他办公室，舒可文也在。至今我都认为，这是我在周刊听到的最有用的一次指导。从此我知道有文必录和单纯描述性的文章不是周刊要的，如果一个事情成了事件，背后定然有别的东西，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才是重要的。在此后四年里，我不论写什么文章，总会记起这个。
四年里，我的进步非常缓慢，至今我还不是很能把握要写的一些东西。但在周刊，我仍然有所得，就是能隐约看到仿佛有些东西在那里，等着我把它写出来，不然面前的东西仍然是不透的。
第四部分：PART 4于彦琳：“三联”与区区的故事（2）
最痛苦的一次，应该是2000年我回洛阳采访圣诞节那场大火。我是洛阳人，但接近灾难真相仍然非常困难，家属几乎不愿意再回忆过去的事情。我通过父母的关系找到一位幸存者，谈到那天晚上的经历，她还是忍不住颤抖。参与救援的公安再三推脱，才终于接受了很短的一次采访。更多的时候，我知道采访对象就在门里，但我只能在门外转来转去，无法得到他们许可，带我去的人跟我说：〃家人可难过了，都不好意思说这事。〃
冬天我很绝望坐在自己家，想着难道这关过不了了。后来我很沮丧地跟朋友说：〃你看看我，都内分泌失调了。〃老实说，我无数次面临交稿时，都有失调的感觉。
跟我一起去洛阳的，是当时主笔高昱，我写大火，他写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失落。鬼都不会相信，高昱比我还小两岁。他比我老练有把握得多了。
回北京后，我把近万字的稿子写了三遍，最后一遍是主编把我关进他屋子，排除任何打扰写出来的。杂志出来后，我自己看了也不是很满意。这次事情让我面对社会部记者自觉不如，也看到能力的界限。我还是集中注意力写电影好了。
这原来也是个故事
三联乡周刊村是个移民村，人口变动不居，变动的两个原则是适者生存与意兴阑珊。由于各种原因，周刊村从净土胡同，搬到安贞大厦，最后落在乡政府边上。
周刊村分大大小小的生产组：李鸿谷，社会组的人惯称李大人，领导成员最多的社会生产小组；国际组，退伍军人蔡伟二进周刊后领导了这个让周刊村放眼世界的战斗集体；其他还有经济组什么的。不过这个已经是过去的结构了，现在为了促进生产发展，一切都在调整。
有一阵周刊村要实行末位淘汰制度，文化组的小于连眉毛都不动那个时候该组两位主笔，只有她一位属下每日放羊，如果开除了她，只剩下领导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可能。一旦下属过少，那么一定是领导更需要下属，而不是反过来。
两位领导风采各具，有腿短到〃劈叉不过像稍息〃的王小峰，还有周刊几大〃定海神针〃、被昔日经济组组长高昱概括为〃抽烟、说脏话、相夫教子〃的舒可文老师。
在小于来之前，还有钟和晏，被传她几乎不吃饭，大家这么说是有道理的：第一，她非常瘦，比得上孙燕姿；第二，她反对单位聚餐，认为不如组织大家去看展览。很快周刊数一数二的美女邢慧敏也来了。
几个性格各异的人，组成了一个绝对称不上色彩缤纷的生产小组，因为大家都爱穿黑色。即使小于后来移民到其他乡放羊去了，也时常会想起来这个集体，太有趣了四位妇女，和一位〃妇女之友〃王小峰。但奈何生产力低下，加上大家都对每日放羊产生了疲劳，来来回回就剩下两位领导和小于。饶是如此，几位牧民妇女经常见面交流放羊心得，谈来谈去还是周刊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有移民，情况将永远如此。
后来经常一脸无辜的孟静来了，她擅长放一种叫做〃电视剧〃的羊，一时颇得村长青睐。老师说让孟静单单放羊太浪费了，她几乎是八卦写得最好的人之一。
后来轮到小于移民了。她去香港，没及时去给羊打草，村长生气了，呵斥了几句。小于也生气了，跟几个同事说了一声〃再见〃就走了。
之后就是别人的回忆了。
第四部分：PART 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图）（1）
李菁 2001年5月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社会部记者。此前，1995年7月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编辑，2000年10月，在《中国青年报》报业发展中心任记者、编辑。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名头算响的大公司扮演御用文人的角色，但养尊处优的生活过得越久，心里越没来由地空虚。奉献了五年的青春之后，毅然决定投入〃围城〃外火热的生活。
我所在公司的上司是个酷爱读书的文化人，每周到三联书店扫书。因他的发现，办公室便多了一本《三联生活周刊》。那时工作清闲，每期都看得极为细致，连那两页的美国图书排行榜都一字不落地看完（编辑部后来有过一次是否继续保留这个栏目的争论，我斗胆支持了一下，但也没挽回它的命运）。2001年4月在网上偶然看到生活周刊招聘社会部记者时，我心里怦然一动。
也许是看走了眼
见面那天李鸿谷大人谈话的具体内容我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在他那一句紧似一句的追问之下，我内心一腔悲愤，早有了拔腿便走的冲动，觉得从上学那天起，就没被如此刁难过，暗下决心与〃三联〃就此了断。但李大人好像浑然不知我对他的咬牙切齿，没过几天，打来电话问我何时再来，我支吾半天，终是不好意思凛然告之〃不想去〃。〃再去看看吧。〃我给了自己一个台阶，谁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呆了下来。
我至今仍对见面那天所受到的精神折磨耿耿于怀，以至现在每有机会我还跳出来控诉他。李大人像个无辜的孩子一样喃喃自语：〃我真的有问题吗？〃偶尔也会不无委屈地解释，是想借此知道每位应聘者〃认知的边界〃。后来经常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三联〃信徒，怀着无限向往走进办公室，跟李大人谈话过后人仰马翻、痛不欲生的场景，难免心生同情。虽然经李大人确认，我是目前在职的社会部记者中惟一被正式招聘进来的，但我始终认为那是他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