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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阶段，在钱钢带领下大腕云集，创意无穷。从1993年3月批准刊号，钱钢进入，到1994年3月迁入净土胡同前，在当时三联窝居的大磨坊楼上的平台房里，日夜灯火通明、热火朝天。制订规划、招聘记者、职业培训、〃空转〃试刊……，那真是一段最值得回忆的日子。
虽然这以后由于资金中断等种种原因造成第一次休刊，但这一年的工作明确了办刊思想、搭好了架构、锻炼了队伍、熟悉了出刊的各个环节，不少栏目不但十年来仍在沿用，连外刊都在借鉴。尤其在媒体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1994年5月到1995年8月，这是一个情况多变的守护期。这期间试过几位主编，换过两茬投资者。真正做了实际工作的是杨浪。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讲代价地接下了重任，编了一期试刊、五期正式出版的周刊，最后亦终因资金问题而休刊。
三联书店的文化精神从来是开放的、包容的，也坚持用人必须不疑，刊物必须是主编负责制。在方针确定以后，总编只管提供平台，解决困难，协调关系和终审稿件。主编应该有最大的自主空间。也因此，我们才有这样的幸运，能聚集那么多的师友、同志来和我们一起创编这份刊物。但我也犯了一个大错：从一开始就主观地想请两个主编合作，一个新闻专长，为主编；一个文化专长，为副主编。结果组合了几次都完全失败，也伤害了个别主编，如朱正琳，我一直深感内疚。
分出经营的这一块，与社会资金合作。生活周刊应该是做得相当早的。当时一方面自己没钱，同时也想尝试用广告来养刊物。我在香港时就调查了很多刊物，都是这种模式，我以为这是值得尝试、对周刊一定会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广告一定不能制衡我的内容。编一本三联自己的周刊，是我的基本点，这一点，丝毫也不可动摇。
经营模式的改变，资金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功能结构和人才结构的变化，在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为自己争得了一点自由，这对周刊的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当然，投资方的情况也很不一样。第一任投资方因政策原因撤走，颗粒无收，我觉得十分抱歉。第二任投资方撤走则是因观念不合，在内容上我们不肯让其干预。第三任则是他们本身的资金出了问题。而每一次的问题又都牵涉到编辑队伍的稳定，因此这条路真是走得十分艰难。杨浪走后几个月，一次在机场遇见，他过来招呼，说：〃前几天我妈还在问：你们老董还在坚持着哪？！〃我们大笑。
可是过后想想，心里也有点不好受。为办这个周刊，我们头上顶着雷子，因为社会资本参与经营的政策还不清晰；资本未有回报，心里也觉歉然；平台不够稳定，更有负主编和年轻的编辑记者；在社里，由于周刊是体制外的经营方式，工资待遇等与社内不同，也必须向员工解释、做好工作；对社委会，为了不混淆两种体制的经济关系，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花在周刊建设上，不但我自己，而且连社里，都不许花周刊的一分钱。所以当时就有人问我：既然各方面都没好处，你还干什么？我苦笑，可是心里总存着期许：或许再咬咬牙，过了这道坎，前面就是曙光！也有朋友笑我还做着印钞机的梦，我告诉他们：〃是的，好的周刊就应当是印钞机。〃
第一部分：PART 1董秀玉：期望时代大刊（2）
三联品牌对一些有着文化情结的投资方还是有影响力的。第四任投资方在1995年8月后开始进入。为此，我十分紧张，再三再四地讲困难、讲问题、讲风险，当然也讲我们的原则。希望他们能想清楚再进入，决心进入就需相对稳定。周刊再也不能折腾了。
作为第三任事实上的主编（真正编了杂志的），朱伟受命于危难之中。朱伟的进入，使周刊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新时期。这个阶段，朱伟、方向明、潘振平三位都功不可没。
朱伟面对的状况十分复杂，既有前任打下的良好基础，又有这两年多风风雨雨造成的诸多问题和媒体的种种猜疑。这比接手一个新杂志要困难得多。但朱伟做到了，不但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将刊物持续出版，而且在几个重要关头，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都能将刊物按时出版，并获得很大的好评，1999年即开始赢利。尤其在将双周刊转为周刊的过程中，竟也是从容过渡，第一年几乎就能打平，其编刊创意与经营方面的学习能力俱佳，实在是十分难得。
方向明是前任的经济主笔，早就是〃中青报〃《经济蓝讯》的大牌记者和主编，写的企业报道扎实、深入，经济分析中肯、透彻，又极有故事。是中国企业经济报道中最佳、最犀利的一支笔。在朱伟重组队伍的过程中，我了解朱伟最为陌生的是经济这一块，我们都十分希望方向明能留下来。虽然当时他还有更好的去处，虽然留下来前途难测，但是他毅然同意留下协助朱伟把刊物搞起来，不讲价钱也不提条件，十分仗义。《三联生活周刊》前几年最好的封面文章大多是经济的，方向明对《三联生活周刊》的成功发展起了绝对重要的作用。
为了确保周刊的运作和发展，当时社委会也下了大决心，派潘振平去担任周刊副总编，专门负责周刊日常工作。潘振平是三联最优秀的编审，又是个包容性很强、很大气的人，观察处理问题思路清晰，能把握关键。对当时重建中的周刊的方向把握、选题创意、关系协调和经营管理等等，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潘振平是低调的，他从不诉苦告状上交矛盾，他是周刊的凝聚力的保证。
最后的关键是2001年周刊的转型。双周刊转周刊绝对不仅仅是时间的压缩，它是一个新刊。从资金投入到定位到运作等等都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从主观上讲，最好再推后一两年转，会较为稳当；但从市场看，必须马上转，否则就要失去先机。可是投资方首先反对，由于资金困难，决定不投资做周刊。其次，内部反对声也不低，因为1999年、2000年好不容易已经赢利，转周刊后又要亏上两年。好心人还提醒我：〃你马上要退休，转周刊的话账面上又是亏损，不好看。〃这确是事实，但为了周刊的长远利益，真是顾不得了。遂决定引进第五任投资方的资金转周刊，做最后一搏。这一搏与前不同，心里已开始有底，广告在不断增长，广告商对周刊已颇有信心。
由于前任投资方的合约还有半年，便商定先以借款方式进入，一千多万的借款一方面支持转型周刊，同时也准备偿还前任投资方的投资款（我心里一直惦着我们困难时他们给予的帮助，现在他们有难，我们也不能袖手。因此借款中包含了这一部分，但后因对方索价过高，难以同意，演成官司。在这里不赘）。准备等合约期满，再做正式合作方案。
实际上朱伟把转型工作做得很好，只第一年略有亏损，而转成周刊后的广告量却大增。我退休前虽然周刊账面上还有少许亏损，实际手上三年的广告合约已达数千万元。为了周刊的长远发展，下决心2001年转周刊的这一搏是绝对值得、绝对应该的。
现在三联杂志（尤其周刊）的利润已经大大超过图书，但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才开始了一小步。我们期刊群的计划尚未完成，周刊作为一个时代大刊还有相当的差距，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周刊的十年，我们历经了众所周知的艰难曲折，没有对文化的坚守和执着，没有对事业的理想和热情，没有全体同事的团结和努力，没有朋友们的爱护和支持，我相信，就一定不会有今天的《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真应该向每一位支持过、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同事和读者们衷心地说一声〃谢谢〃，衷心感谢为周刊做出贡献的每一位。
周刊的十年，又将是我们发展中的一个新起点。从现在开始，十年的成绩和优势已成过去，我们必须看到自己的问题和差距，明确今后的目标和策略，向着新的未来，向着更高的理想，为了办出一个真正的时代大刊，做出最大的努力。
我衷心祝愿！
第一部分：PART 1钱钢：德国记忆（1）
钱钢 现为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1979年起开始职业新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