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浠嗟庇诒臼兰统醯�30年，相当于英国大科学家牛顿以前时代的3000年。一位英国专家用另一种说法道出同样的意思：人类知识在19世纪每50年增长一倍，而20世纪70年代每5年增长一倍，90年代开始以后，每三年就能增长一倍。西方人这一年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些。美国的资本家们花了2100亿美元培训他们的雇员，还说要把这一数字提高两倍。他们说这钱值得花，可他们就是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热情、智慧以及数不清的资源，用来争论一句话是对还是错。那是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家，不知道这一句话的背后有着多少利益，也不知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道理。
假如这场飓风只有政治的性质，那么中关村的企业还真的可以在政府庇护之下置身事外，如同飓风的风眼中心那样平静。不幸的是，他们可以对来自政治的攻击置之不理，但却无法抵御来自经济方面的追究。因为无论从道德还是从法律来说，中关村早期的创业者都不是无懈可击。如果说，政治方面的深谋远虑为中关村的企业群体赢得前所未有的尊敬，那么他们中间通行的无法无天、欺上瞒下的行为方式，则给中关村增添了另外一种色彩，并成为它的早期创业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事实上，1991年中关村遭遇的最为严厉的打击，并非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是来自道德和法律。在这次打击中倒下去的是金燕静。她在一次走私行动中被当场查获，因此获罪，她所领导的信通公司也一蹶不振。在中关村早期的创业史上，如果说1989年的段永基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页，那么1991年的金燕静就是最沉重的篇章，叫人扼腕叹息。使人难以理解的是，金燕静似乎比那些打败她的海关关员、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更不易被人遗忘。这位中关村的早期开拓者和女中豪杰成为阶下囚的那个场面，直到今天仍然萦绕在人们眼前。她所牵涉的问题，则在更大范围里制造着惋惜、同情、抱怨和恐惧。
金燕静一案的东窗事发，是在1991年6月。在此之前，她领导的信通是中关村第一代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她本人也有一连串耀眼的头衔。她是北京市劳动模范，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在民间口碑中，公司位在两通两海，而官方给予的称号则是中关村优秀新技术企业。应当说，金燕静能够得到这一切，并非侥幸。她拥有创业者的天赋。每当行动起来时，这女人看上去更像一个男人。她的身材比一般人更高更宽，做事果断，说话嗓门极高，旁若无人，脾气暴戾，对于她不喜欢的人和事决不容情。熟悉她的人说，她在公司里一手遮天，威风凛凛，令她的手下敬畏有加，只要她一跨入公司的大门，全体员工都要马上站起来，垂手肃立以示敬意。这是在她身陷囹圄之后的描述，不免带着贬意。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关村早期的那些成名男人大都对她另眼相看，她越是强悍和独树一帜，他们就越是对她钦佩。这大概就是她能够在这个男人世界里出人头地的秘密。自从她在白颐路上销声匿迹，那些男人就常常感叹，中关村再也没有这样的女人了。
在这样一个人物的领导之下，信通蒸蒸日上，到1988年秋天，无论名声还是实际财力，都已达到高峰。原因在于它与一家美国公司达成协议，联合生产286微机。这桩生意随后又以国家教育委员会名义，获得世界银行贷款。于是信通成了全中国的一大新闻。新创刊的《计算机世界》还把它的成就列为那一年中国计算机界的十件大事之一。这个秋天当然也是属于金燕静的，她成为首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的金奖获得者，与她并列的获奖者有王洪德、万润南和陈庆振。她就像个明星一样走在主席台上，身后还有一群记者紧追不舍，而柳传志和他的联想那时候还什么也不是。
可是做明星和做事情毕竟不是一回事。一个人一旦成名，既会因名取利，也会为名所累，耽于做事，长于逐名，乃至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可叹金燕静虽然聪明，却又不能免俗。她的名声一路走高，直至1990年代表中关村出席在日本举行的高技术企业家研讨会，但也就在这时，后院着火了。
根据后来一个查账小组留下的会计账目，信通当时自有资金为1408万元，而银行贷款却有3047万元，还有至少165万美元贷款进了香港信通公司账号，不在此列。这种依靠银行贷款维系收支、越滚越大、以至资不抵债的情况，正是中国大多数企业的真实写照。问题在于，一个公司在获得了自己渴望的高速成长之后，它的欲望不仅不会得到满足，还常常由于公司领导人的野心、舆论的吹嘘和政府怂恿，无限制地自我膨胀，致使公司力不从心。这又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的通病。就在信通大红大紫、万众瞩目之时，它的库存商品也开始增加，到1990年已累积1767万元。电子产品一经滞销，那就必须大幅减价直到成本之下，才能出清。公司遇到的这一问题，令久已存在的财务危机终于爆发，乃至不能偿付银行贷款本息。
金燕静历经多年风雨，深知政治攻击不能摧毁她的公司，但是经济危机却有可能带来致命伤害。接近她的人回忆说，她那时候情绪焦躁，一会儿若有所思，一会儿心急火燎。公司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然而昔日功名又促使她不得不煞费苦心地维持颜面。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公司的运转，希望能够度过难关。这是对的，她的错误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她选择了见效最快，但却最危险的伎俩——走私。她的好友陈庆振很多年后说过一句话：她太要强了！她没有别的办法啊！这是为她开脱，但却不无根据。
信通的走私开始于这年9月。由于在公司中的绝对权威，更由于在铤而走险方面的天分无人质疑，金燕静扮演了总指挥的角色。在最初的走私获得成功之后，她决定变本加厉。根据后来检察官的调查，她在这时成立经营部，任命一个名叫高健宇的副总经理直接指挥，实际上专门从事走私活动。这高健宇原本是个无法无天、利欲熏心之徒，一朝获得老板信任，大权在手，立即成为信通走私的关键人物。他使用公司营业执照、银行账户和销售发票，但却单独设立一本秘密账目。
法院庭审确定的事实记录表明，走私过程并不复杂，而且赤裸裸地不加掩饰。信通与一个名叫王锡康的香港商人沆瀣一气，借助后者与内蒙古呼和浩特电子设备厂签订进口打字机壳的合同，并弄到政府批文，接着在香港购买大批微机、打印机和B超机。经由天津海关转关提货之时，将这一大串集装箱全部运到北京信通公司仓库，擅自启封，把货物取出之后再行装入打印机壳和计算机键盘，按照报关数量重新包装贴封，运往呼和浩特，按照进口批文以打字机壳报关。其走私入境的货物，在经过一系列假账、假印章和假发票的过程之后进入仓库，再经经营部以高价售出。至少有两个海关官员加入密谋，里应外合，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把这个过程重复12次，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
风声逐渐走漏，在公司内部辗转传递。金燕静以为员工全在她的掌控之中，并不在意，从来不曾想过她在公司里的专横早已遭人嫉恨，其中有人抓住机会暗中举报。海关缉私处于是将计就计，暗中设防。
1991年6月14日，满载走私货物的集装箱卡车离开天津海关，浩浩荡荡开进中关村，直奔信通。就在一大帮人搬上搬下时，警察一拥而上，人赃俱获，当场扣押赃物价值2843万元。警察面对堆积如山、花花绿绿的包装箱子又惊又喜。他们发现自己查获了全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走私案。然而大头还在后面，随着调查迅速展开，信通的走私规模总计已有7269？5万元。
听说警察正在四处搜捕嫌犯，信通乱成一团，高健宇畏罪逃离，金燕静首当其冲。6月26日，她在中关村80号楼102号她的家中被警察带走。警车沿着白颐路呼啸而去。老实说，对于中关村，这有杀一儆百的作用。这一代企业家由于经济上的成功，正在春风得意。最近两年，更因政治风浪也奈何他们不得而头脑发昏，以为自己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此无法痛快地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不免兔死狐悲。
之所以兔死狐悲，有个理由。在中关村的商家看来，走私并不是令人讨厌的事，甚至被当做对于外贸管制制度的一种痛快淋漓的报复行为。如前所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