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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出一个自由主义思想者的苦旅；如何去把握作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生命的意义，撰写此书时，这个问题一直萦绕于心中。
“五四之子”，缘自殷海光走到生命的尽头之际为自己一生的定位。那时，年仅五十岁的殷海光已被医生作了最后的宣判，尽管他渴望着能够再度战胜死神的威胁，但他清楚地知道，他是在与死神作最后的顽拒，因此愈加希望能为所生活的时代留下些什么。这些最后的话语，也为他五十年的生命旅程赋予了最真切的写照：“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postMayfourthian），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将自己的一生定位于“五四后期人物”，并非始于此时，两年前在给学生张灏的信中，殷海光就有这样的自诩。看得出，这一定位对他具有特殊的意义，并非只是一时的冲动。在那封信中，殷海光是这样说的：“近年来，我常常要找个最适当的名词来名谓自己在中国这一激荡时代所扮演的角色。最近，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封为‘a
post－May－fourthian’（五四后期人物）。这种人，being ruggedly
individualistic（坚持独立特行），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团体也不要他。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然而，时代的变动毕竟来得太快了。五四的儿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亲。这种人，认为五四的父亲浅薄，无法认真讨论问题，甚至被时代的浪潮冲褪了色，被岁月磨掉了光彩。而五四的父亲则认为他是一个‘欠稳健的时代叛徒’，有意无意的和他alienate（疏远）起来。下一辈人呢？绝大多数和他分立在两个不易交通的‘心灵世界’里。他们和他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情结，和不同的展望。他们是失落了。但是，他们的失落和他的大不相同。保守人物呢？毫无问题，视他为祸根。于是，在这一时代，他像断了线的风筝。这种人，注定要孤独的。”
殷海光这些袒露其心路历程的最后独白，既包含着对时代际遇的无限感慨，同时也展现了他在不断碰壁中仍然为理想奋斗的那份苦志和豪情。与许多悲剧性人物的处境相似，殷海光所面对的也是一个有负于他的社会。在肃杀之气遍布大地的岁月中，五四一代所享受到的如日中天的声华，距离他已是十分的遥远。作为“中间物”，既与老一辈产生疏离感，又与下一辈分立于不易沟通的“心灵世界”，同时还要被保守人物视为不祥的征兆与祸根。然而，正是在陷身于这种交织着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彷徨、悲观与乐观、尝试与武断的巨浪大潮中，殷海光试着摸索出了自己前行的路，并为这个“恨由爱生”的社会，增添一份光彩。也因为如此，他能够成为他所生活的那段历史永远的见证；其道德英雄的形象，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对此，殷海光的两位学生林毓生、张灏，都提供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追忆。
无庸讳言，类似于我们在现代中国看到的那些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身影，作为学者来说，殷海光也并不成功。学术上的意义，只有立足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才能分析其中的历史性贡献。但其中所蕴涵的殷海光作为思想者的艰苦旅程，却显出别样的意义。晚年，殷海光这样为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三十年来，我有时感到我有无数的同伴，但有时却又孤独地彳亍独行；我有时觉得我把握着什么，可是不久又觉得一切都成了昙花泡影。然而无论怎样，有这么多不同的刺激吹袭而来，有这么多的问题逼着我反应并求解答，使我不能不思索，并且焦虑地思索。”也许，这正是殷海光生命意义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作为生平意义上的“五四之子”，殷海光诞生于一个企望告别过去文化的年代。在我们惯常的话语里，常常是将一桩公共事件发生的年代作为一个时代的命名，五四无疑就是这样一个象征，并成为文化上重要的分界点，其影响力将长期存在。这是一个造就一代文化新人的时代，殷海光在一生也与这样的时代因素密切相关。
殷海光所说的三十年，是从他由偏于一隅的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走出来算起的。按其自述，他的知识兴趣的提升，是因为在乡居生活中倍感理学式的虚伪，而转而深契于具有浓厚工具性色彩的逻辑学，并获得相当的满足。当他读到金岳霖编写的《逻辑》讲义，一位少年人心灵中萌动的知识兴趣便促使他只身前往北京，进而追随至昆明，投到金的门下。但这段求学的日子，却是和八年抗战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道德的紧张不安，殷海光也进入了其思想自我放逐的岁月。使他引为终生憾事的便是，在这段宝贵的青春岁月，他没有能够静下心来苦做学问，守护学术的理想，相反却因为政治上的浮动，卷进了西南联大校园里的种种政治活动。受道德热情的驱使，他在校园就按捺不住对政治的投入，成为著名的“右派”学生，其躁动不安的灵魂，因为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忠诚的拥戴，有了暂时的安顿。在蒋介石发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后，他甚至不惜中断尚未完成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业，毅然投笔从戎。结束短暂的士兵生活后，殷海光就开始了在国民党舆论圈里的沉浮，直至做到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的主笔。
离开大陆前，殷海光已经对国民党的作风深恶痛绝，他之所以选择台湾，当时还对国民党存留那么一点希望，总觉得大失败后总该有彻底的反省。在仅有的那么一点希望幻灭后，殷海光彻底的抽身而去，开始了徘徊于学术与政治间的心路历程。在台湾大学谋得一教职的同时，又加入了《自由中国》集团，并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与他的同道们开创了一个《自由中国》时代。殷海光本人也在自由知识分子纷纷向右或向左转向的那个大变局面前，锲而不舍地把一个具有不同倾向的气质，陶铸成了理想中的自由主义者。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因为“雷震案”的发生被迫停刊，殷海光发表政论性文字的发言权被剥夺，而历经沧桑的殷海光对于涉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也失去了往昔的热情，于是他努力锻炼“隔离的智慧”，潜心于学术的建构，对知识的理性追求又成为其生活的主要目标。不用说，殷海光这一切仍旧是受到其道德热情的影响，他的学生林毓生称其为具有强烈道德热情与诗人气质的人，提倡科学只是满足道德热情的道路。殷海光对此也甚为称许，认为道出了其“心灵深处多年来‘紧张’之源”。然而就在殷海光不断地抖落因袭的重担，他却面临了不可战胜的病魔，以五十英年就辞别了这个有负于他的世界。
这就是作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艰苦的思想旅程，从一个追求纯粹知识的青年，一步步将自己的思想放逐到现实政治的漩涡，再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直到联系社会甚至学校的管道都逐步被切断，再重新收拾起成就知识的梦幻。一直处在这种知识渴求与道德不安的紧张之中的殷海光，正以其艰苦的心路旅程，为我们揭示出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以及处在此一时代中的思想者的乖戾命运。
我们知道，关于知识分子的代际问题，一向是讨论知识分子的焦点问题，学术界常常以某一个时代作为划分知识分子代际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相应的我们也常常见到诸如“戊戌一代”、“辛亥一代”、“五四一代”的说法。更有甚者，在五四知识分子中还划分出老师一代和学生一代，认为是“蛇”与“夜猫”联合起来发起了文学革命：老师们把自己视为蛇，以理性怀疑的毒液布毒于同时代人长期奉守的信仰；学生们则把自己比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