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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人们也就很自然地推导出，在文明程度不高的民族地区或原始社会里，人的自然本性要比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更为舒展、自然，因为，理性尚未获得较高程度的充分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抽空人的感性，从而造成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压抑。一个著名的观点是：“野蛮人很幸福。他们笑啊跳啊，一眨眼工夫就把烦恼忘到九霄云外。”〔1〕他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们中不会产生精神病，不会产生变态人格，他们不需要精神病院。我们也常常以类似的观点来看待民族地区的文化与人群。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非洲大陆第一位精神病专家托马斯·阿迪奥耶·兰姆到他的祖国尼日利亚的农村进行了为期数十年的调查，以探索“幸福的野蛮人”的奥秘。他发现了许多精神病患者和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事实上，他认为“非洲精神病患者的发病率和纽约相同。但是非洲人对精神失常的人司空见惯，这种对反常行为极强的忍受力，使得西方人对‘野蛮人’的不幸视而不见”〔2〕。这就是说，在非洲这样一些原始落后民族中不是没有精神病和变态人格，而是人们对这些病症的确认存在问题。
同样，在民族地区（仅以湘西为例），蛊婆、仙娘、落洞女子这样一些非常态的人格形式流传了千余年，而且至今在社会中（主要在农村）仍见有大量这样的人的存在。她们的行为方式、家庭背景、精神情状及心理都表明她们不是简单的个别的某种特殊精神现象，相反，这是传统文化中带有普遍性的复杂的社会事实。
理论是抽象的，逻辑是无情的，但如果二者与事实发生矛盾，则二者都必然要回到事实。这是因为，其一，传统社会内部其文化也无时无刻不发生变动，只不过我们往往没有进入到他们的文化之中，便往往以为这样的文化是贫乏的、静止的、缺少发展的，甚至以为这些地区“没有文化”。但事实证明恰恰相反，这些地区不但有文化，而且非常丰富，并不断地发生变动。其二，我们认为，在民族地区（包括原始社会），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人同样可能被置于文化的对立面，“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摆脱神经机能症的困扰”〔3〕。其三，不管在哪个地区、何种文化进程里，总可能会有些人被抛到文化的轨道之外，成为局外人、边缘人、异己人甚或“非人”一类的东西。在湘西，蛊婆、仙娘、落洞女子正是这种被抛到主流文化之外的“另类人”。
二
通常认为沈从文所描写的人的本能欲望受到压抑的那些人，往往为现代城市中有知识、有身份、受过文明熏陶的“文化人”，如《八骏图》、《如蕤》、《绅士的太太》等都有对这类人物的描写。而与此相对比，人们认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儿女的情欲人生，却都是“自然的”、“充满活力的”，认为沈从文通过湘西儿女的情欲人生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健康、优美、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初初读到沈从文的作品往往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但随着阅读的深入，尤其对于作品中人物身份和性别的考察与总结以及对于湘西社会背景的了解与实地调查，这些印象便大大打了折扣。
其一，在沈从文湘西世界的生命形式中，存在着人的主体意识的严重缺席，尤其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严重缺席。女性始终是一个被动的、处于受动状态的片面人。
人性的健全一方面包括人的自然属性的健全；体现为身体的健康和生命力的强旺（这点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完全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本质的方面，“人的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4〕。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主体意识的高扬、独立个性的形成、创造性的自由而充分的展开是人之为人的最醒目的标志，也是优美健全人性的最显著的表现。而湘西地域的封闭性与地域文化的因袭保守使民众无法获得独立人格的建立和主体性的高扬。诸如丈夫（《丈夫》）、牛伯（《牛伯》）、藤老顺、老水手（《长河》）、萧萧（《萧萧》）、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桂枝（《小砦》）等，从他（她）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普通的湘西人满含顽愚和麻木的因袭和忍从，以及对自己命运表现出的异常的无能为力……应当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儿女的生命多停留在自然属性的层面上，而为许多人欣赏不已、赞叹不绝的“人性”也全体现在人的自然属性的展露上。如此情形，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是因为湘西社会环境无法为本能的升华提供多样的途径，无法为心理能量的移植提供足够的替代对象从而使得大部分心理能量被性欲等本能欲望消耗，无从上升到自我和超我那里，因而导致主体性的缺失。如此“人性”，又何谈“健全”呢？
作为众人津津乐道的湘西优美健康人性的经典代表翠翠，纵然对傩佑的爱情强烈到如痴如醉，梦里且为他的歌牵引“到对崖上折了一大把虎耳草”，也仍然如湘西众多其他女子一样，让这份炽热的爱情翻腾于内心而绝口不向心爱的人吐露一个字。小说的结局令人悲伤，一切都被置于一种不甚明了的期待之中。我们不能不为翠翠担心，如此无望的等待，主动权全在他人，如那个人向她表白，则情形对翠翠尚好，但如那个人永不表白，则翠翠将永远被置于一种无望的等待之中。再若那个人同哥哥天保一样因偶然事件而送了命，则翠翠的热情与悲伤必将同时汇聚于心，辗转反复，无从诉说而致情绪的积压。再设想翠翠的人生更苦一点，遭遇心中的爱却又屡屡失去，皆因不敢表达而失去（这样的人生在湘西并不鲜见），谁又能保证美丽聪明、敏感而多情的翠翠不至于因情感压力而致精神上的变态呢？
一个男子其心理能量尚可能主动地通过转移到情欲生活中而得到舒通缓和，而一个女子则是从社会到私生活中都发生了全面的根本性的退却。这大致可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在湘西，女性变态的人数要比男性多且普遍的原因。
其二，在所谓“两性开化的湘西性世界”中，性自由通常只是男人的性自由。这是因为在近代社会环境下的湘西，一方面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习俗中女子恋爱自由（婚前）的风尚被儒家文化伦理道德中有关女子贞洁观念冲击、取代而失却，这固然是近代社会变革的成绩；另一方面，近代湘西时局动荡，武力干戈间或不断，军人成为地方整个的统治者。军人因职务关系，时常离开家庭外出，在外面取得对于妇女的经验，使女子贞洁道德观念增强，以维持他的性的独占情绪与事实。
所以，在湘西，“本地认为最丑的事无过于女子不贞，男子听妇女有外遇。否则的话，纵然是毫无关系的旁人亦可将这女子捉来光身游街，表示与众共弃”（《凤凰》），严重一点的，还可由族人按古老规矩将这女子“沉潭”（《巧秀与冬生》）。
女子中有自主追求性爱自由，大胆表白，说出自己的感受的，但这些女子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往往是以妓女的身份出现（如《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桃源与沅州》、《鸭窠围的夜》），她们是妓女，也只能是妓女了，要么就是女匪（如《女难》、《一个大王》），而一个“良家女子”是不应当主动表达自己的，更不应主动追求“性爱自由”。在这方面，沈从文自己也承认“地方习惯是女子在性行为方面的极端压制，成为最高的道德”（《凤凰》）。
所以，人们从妓女、水手、土匪（如弁目）等人的性爱生活中看到生命的“自然”与“力量”、“美”与“善”，但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湘西性爱生活吗？能代表湘西真实的大众人生吗？在近代湘西，倒是充满了女子如牛羊、猪狗而被掳、被掠、被奸污的事实。如“弁目”（《一个大王》）当山大王时，“烧房子、杀人……”是常事，在原版作品中，“……”省略部分赫然还有一句“奸淫妇女”；《上城里来的人》中，尽管作品的背景有所虚化，但仍可见到一支或军或匪的部队在（湘西）乡下奸淫掳掠的情形：“他们有刀，枪，小手枪，小手榴弹，他们是这样多，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