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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扮演斯大林，格洛瓦尼四次获苏联文艺界最高奖——斯大林奖金，一次获得苏联政府最高荣誉奖章——劳动红星奖章。1950年，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格洛瓦尼被授予“苏联功勋人民演员”的称号。他饰演的《难忘的1919》、《宣誓》等影片中的斯大林形象，成了斯大林影视媒介形象的经典，他得到的恩宠无以复加。“他有个专门化妆师，这个人的专长是化妆斯大林，别的什么都不会。格洛瓦尼所穿的斯大林有名的野外茄克收藏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弄虚作假特别保险箱里，以免落上一粒灰尘。上天保佑，可不能有人报告说斯大林同志的外套脏了，因为这几乎等于是说斯大林本人是……你知道，是脏的”〔13〕。
和齐阿乌列里的命运一样，赫鲁晓夫上台后，格洛瓦尼被清除出银幕，凡有他扮演斯大林镜头的胶片都遭到剪除，他在凄凉的晚年中曾问自己，也问他人：“演斯大林就这样，要是演希特勒又会怎样呢？”〔14〕
（四）
《列宁和卫兵》的故事为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所熟悉，它曾被选入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但读了《读书》1996年第8期发表的蓝英年先生的《倒霉的谢拉皮翁兄弟》，我才知道，故事后面还有故事，而且这个故事简直让人啼笑皆非。
当然，这也是一个因为斯大林的形象问题有人倒霉的故事。
倒霉的是作家左琴科。因为《列宁和卫兵》的故事后面的故事，他不经意间得罪了斯大林。
《列宁和卫兵》的故事情节我至今还记得：斯莫尔尼宫的一位哨兵特别忠于职守。一天他执勤，列宁因没带通行证，他说啥也不让进去。这时来了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对卫兵说，这是列宁同志啊……这个不知分寸、蛮横粗暴的留小胡子人，遭到列宁的训斥；哨兵，受到了列宁的表扬。
《列宁和卫兵》是左琴科创作的《列宁的故事》这组作品当中的一篇。发表前，作者的朋友中有人提出，那个留山羊胡子的人，容易使人联想到捷尔任斯基。这个“契卡”的创始人，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教父”，让人毛骨耸然。《列宁的故事》创作于1940年，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尚有余波。左琴科被大家“联想”得胆儿突突地，他委婉地说自己并不想写具体的人，便把山羊胡子改成小胡子。不料，这厢里躲过了山羊胡子的捷尔任斯基，却没提防还有一位留着小胡子的斯大林，而且很多人知道，列宁一直认为斯大林“是个粗暴的人”。斯大林对号入座，认为小胡子是影射他，遂记恨在心。
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小胡子”斯大林腾出了手，便来算这一笔旧账。斯大林骂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传教士”，“毒害青年”。日丹诺夫比斯大林的调门还高几度，骂左琴科是“无原则无良心的文学流氓”、“文坛的渣滓”、“既无廉耻又无良心的丑恶的淫乱的野兽”。
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为左琴科“小胡子”的故事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在左琴科的故事里，这个粗汉有一部大胡子，审查人员说这胡子不能要，不然人们会以为他是我们的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他们在匆忙之中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左琴科去掉了大胡子，但是留下了小胡子。左琴科的故事里的这个粗汉留着小胡子。斯大林看了之后很生气，他认定这是说他。”〔15〕
两处版本的情节是一样的。山羊胡子、大胡子都避开了，不想撞上了小胡子，小胡子才要命。
阿朱别依曾担任过《共青团真理报》总编辑。他说，当时的报社曾有专门的带着放大镜的值班员。这个值班人的职责是，仔细观察领袖的照片，防止出现什么不当的地方，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就要把铜版送回制版厂重做。“因为总有一些警惕性很高的读者，不断向编辑部（不止是编辑部）寄来过做过标记的照片”。在那千方百计将领袖“伟大”起来的世风中，最先受到毒化的是那些无聊而又心术不正的人，但受害的却是所有的人。“文革”时期，因为领袖“宝像”吃苦头甚至丢了性命该有多少？我到报社工作时“文革”已经结束了，但仍能体会到阿朱别依的谨慎和惶恐决不是危言耸听。况且，斯大林是一个对于自己的形象有着病态的留意的人。
曾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官员，在1938年逃亡到美国的列夫·费尔德宾在《斯大林肃反秘史》中说，在很长的时间里，斯大林看上去仿佛从没认真刮过脸。这是因为他脸上布满了痘痕，他用的保险剃刀又难以把那些凹陷处的毛发剃干净，这些残剩的胡碴反而使他的脸显得更加凸凹不平。如果让理发师使用刮脸刀，又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但斯大林又不肯容忍自己这美中不足。他的卫队长保克尔便亲自担负起给斯大林刮脸的任务——这个匈牙利人过去干过理发师。保克尔成了“第一个获准把刮脸刀刀刃伸向领袖咽喉的人”。魅力，真是值得冒险的一件事情。
（五）
2000年11月9日的《参考消息》转载了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介绍了现代主义绘画大师毕加索。从文章中我知道，毕加索是一名法共党员，而且也曾因为斯大林画像惹起一场风波。
很多人请求毕加索为斯大林画像，这些请求当中有没有斯大林本人的意思，文章没有透露。但都被毕加索拒绝了。1949年，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时候，曾有人请毕加索画一幅斯大林的画像献寿。毕加索以“拿不准斯大林的面部特征”相辞。他只是画了幅一只手举起的酒杯，酒杯上方是两行文字：“祝你健康！”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法兰西文学报》主编阿拉贡决定出一期专号。他约请毕加索画一幅斯大林肖像，还给他送去了斯大林的照片资料。
毕加索在3月8日就完成了这画像。3月12日，画像在专号上刊出。“肖像画的是年轻的斯大林，头发浓密，嘴部被胡须半遮住了。他的眼睛在浓重的眉毛下有一种追梦人的神情，脸部轮廓鲜明”。和纳尔班迪安用“鸭子”的视角画的斯大林完全不同。毕加索对他的情人说，他“想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普通人的人民之子。不要任何军装和饰物”。
现代主义绘画大师毕加索幼稚得像个孩童。影视明星在传媒平台上疯舞的时间再长，其媒介形象的极限也无非是转化为公众的偶像，多几个追星族罢了；政治人物大剂量的媒介形象信息注射进受众的感官，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的是图腾式的崇拜幻觉，其极限是转化为信仰的、意识形态的、道德的符号。几十年持续不断媒介形象的信息攒射，“全世界无产者”的脑海里只有在“鸭子”视角下制造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伟大”的斯大林，他是“父亲”。毕加索画变形的女人身体画得太多了，“变形”成癖，竟将人民的“敬爱的父亲”变形为“人民之子”。
风波起来了。阿拉贡的妻子回忆说：“从报纸出版的那一刻起，抗议的电话就没有断过。”不仅苏驻法大使提出了抗议，不仅《人道报》登出法共书记处的声明，表示：“法国共产党书记处完全不赞同3月12日在《法兰西文学报》发表毕加索同志所画的伟大的斯大林的肖像。”最让人能够感受斯大林媒介形象影响之深的，还是那些普通“无产者”的反应。“在千百万人的概念里斯大林成了神话中的半人半神”〔16〕。斯大林“就像那只把自己吹得像牛那么大的青蛙，所不同的只是他周围的人早就把他看做牛，把他当做牛一样尊重了”〔17〕。肖斯塔科维奇说对了，媒介形象对于受众和被传者自身的致幻作用是同时产生的，他们可能在同时产生眩晕。连斯大林自己都啧啧于斯大林的“魅力”，何况痴迷的媒介受众呢。有读者写信认为毕加索笔下的不是斯大林：“不，这不是斯大林同志的肖像，他的脸是那么坚定，给人信心和力量。”（显然这位读者没看过斯大林那张长满疤痘的麻脸）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说：“由于害怕被人瞧不起，斯大林不得不为自己塑造一个理想的形象。而这一理想的形象反过来又要求别人对他阿谀谄媚，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政治型领袖，甚至知识型领袖”〔18〕。他还认为：“只要大众传播媒介大量报道政界名流，我们中就有大多数人易被这种普遍倾向（伟人决定论）所迷惑”。这两点他都说对了。有读者指责：“在这幅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