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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钌畹木故谴鞯囊欢巫园祝�1916年，素来以“政论家”自期的张东荪对自己的文字产生了极大的疑虑，他在一篇讨论“联邦制”的文章中沉痛地说：“吾侪书生，徒发空言，固不足济事于万一，而师我者，方据为口实，又宁能无怖于心？”〔1〕窃以为，对张氏这段话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它揭出了近代中国“政论家”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作为一个深具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政论家”不能不对现实政治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因为政治不上轨道，“政论家”的政论却往往要撞入被实力派别把持的现实政治的鬼打墙。
张东荪，这是个当代人已然陌生的名字。先引用谢泳的一段话：“张在1949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三十年代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的郭湛波撰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对张东荪的评价极高，认为近五十年间‘输入西方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那就算张东荪先生了’。”〔2〕这段话中颇有值得辨正的地方。首先，张东荪不仅是在1949年以前享有高名，1952年更因一起离奇的“叛国案”而名播宇内；其次，张东荪的声名似乎并非建立在纯粹的学问领域，耿云志在《张东荪传》的序言中说传主的“哲学未免浅而驳杂”并不能算轻薄前人，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张东荪主要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引领一时风骚，他不但积极输入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思潮，更以一种“介入”的姿态月旦人物指点江山。这种“介入”的姿态很容易给旁观者两种不同的观感，褒者曰有责任感和事业心，贬者难免要讥其过于热中不甘寂寞了〔3〕。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圣心，自名东荪，1886年生于浙江钱塘县一官宦世家，自幼在父兄的督责之下受过正统儒学的系统训练，十六岁时对佛学产生兴趣，佛家义理的影响贯穿了他的一生。1904年前后，张东荪获得官派留学的资格，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一方面接受西方心理学和逻辑学的训练，另一方面广泛涉猎近代西方政治学和法学著作，萌发“救世之心”。留学期间结识了对其人生走向关系甚大的张君劢、梁启超等人。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留学归国，以《东方杂志》上一篇《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啼声初鸣，拉开了书生论政的序幕。武昌首义后，张东荪参加了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担任内务部秘书。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临时政府的人每人拿着一张证明书就到北京去了”，而张东荪却没有到任，选择了办报。这期间孙中山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没有同意；梁启超组建统一党，后来改为进步党，其中的骨干如张君劢、蓝公武都是他的知交，他也未参加。张东荪1948年回忆斯时心境：“当时我感到命是革了，这个国家从别人手里拿到了我们的手里，但是不知怎么办好……我看了一下周围的人都是像在做事情的，于是没有几个月我就走了，我认为自己贡献的道路不在这里，还有其他的地方。”〔4〕
张东荪所谓“其他的地方”就是评议政治。一个有“救世之心”的人雅不欲在纷纷扰扰的近世政坛上一试身手，却一心要卖弄嘴皮子，这与其说是自谦还不如说是张东荪骨子里透出的自负。按照近代以来西方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概念，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理性、平等、自由等这些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他深切关怀着国家、社会里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必须超越于个人以及小团体利益之上。作为一个深受现代西方文明洗礼的人，张东荪在自我定位上已经完成了从旧式“士子”到“知识分子”的嬗变，这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关怀公共利益的职责有相当清醒的自觉，并据此对“干政治”与“评政治”作了一番区别，认为“干政治”与“评政治”是不同的，“前者作政论是为了政治的，后者却只是对于政治发言而并不去干”，又说：“殊不知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尽是干政治的人才，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有些人责备评政治者，以为是说风凉话，自己上台亦未必干得好，这些都是最不通的议论。即在外国，如萧伯纳何尝不作政论，但人民并不要求他去干；到过中国来的罗素亦喜欢谈政治改革问题，但亦没有人责备他为何不参加实际上政党活动”。以萧伯纳、罗素这些西方大哲作参照，立意要做政论家的张东荪决心“言其所信”。他说：“若只限于评政治而不去干，则当然应该言其所信（不赞成暴政就反对，不赞成流血就批评，用不着取巧）。有无左右夹攻，在所不计，即被夹攻，亦当甘之如饴。”〔5〕评政治的张东荪很快显示出了他特立独行的一面。按他的个人政治倾向，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本来是稍稍向国民党人倾斜的，可是他“下海”后的第一枪却是指向国民党，对民国初年国民党人在临时政府时期实行总统制，而为了限制袁世凯却在《临时约法》中规定实行内阁制、扩大国会权力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这种因人制法、因人变法的行为只会损及法之尊严。张东荪在此处表现出的锐利眼光和对法治精神的执著追求足以让今人汗颜！时至今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不是还在为国民党人用《临时约法》约束袁世凯的策略大加赞赏吗？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内阁制、总统制孰优孰劣，不在于该不该对袁世凯的权力加以制约，而在于一种制度能不能因人而变？如果袁世凯的总统权力需要制约，先前就任的孙中山就不需要制约了吗？在独立的政论家的眼光烛照之下，以法治为名谋党派利益之私的行为自然无以遁形矣！
近代中国风雷激荡，各种理论思潮交汇搏击，政论家张东荪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辞抨击，同时又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既努力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又强调“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从而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张东荪自称“是向来反对国民党的一个人”，他对国民党的批评之激烈到了惊人的地步，直言“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对国民党以人民知识程度不够为借口实行训政的倒行逆施严辞抨击。他说：“就中国人民知识能力不及格来说，倘使为事实，则必是全国的人民都如此，决不能有一部分人民被训，另一部分人民能训。被训的人民因为没有毕业，所以必须被训，试问能训的人民又于何时毕业过呢？何时同一人民一入党籍便显分能训与被训呢？”〔6〕“自治未办，不能实行宪政，这是人人都承认的。那么就赶办自治好了，为甚么要反而取消已有的人民言论自由权呢？人民自由权既是宪政要素之一，国民党的最后目的既在宪政，为甚么现在必须先把这个已存在的要素的萌芽拔去呢？按理应该对于已有的萌芽加以培植。可见国民党的训政是等于斩了已生出来的树苗而偏说可以种出新树来。”〔7〕批评虽然激烈却没有一点意气用事的成分，显示出了逻辑的力量。张东荪同时认为共产党是一个按苏联共产党的模式建立的革命政党，由于革命环境的熏陶，其“心理不免于失常，总是疑心人家要来谋我，对任何人很难办到完全相信到底”，其自身的严密性组织性、权力的高度集中、革命斗争的坚决性，使它惟武力是信，同样不合近代政党的原则，不合中国实行民主主义的要求。在对两个派别都表示失望后，张东荪寄希望于“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直到1949年，毛泽东已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宣告“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宣布要走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张东荪仍然执拗地主张新中国不能反美，不能成为苏美冲突的牺牲品，令人震惊的“张东荪叛国案”也源于张氏天真地希图以民间立场、调解人身份疏通中美关系……和梁启超一样，张东荪在论政的一生中是多变的，尤其是在他以中间力量的身份参与调停国共冲突失败以后，面对民盟解散、“第三大党”瓜分豆剖的现实，一向主张走民主宪政之路的他转而对革命和斗争哲学部分认同，企图各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所长，建立所谓“新型民主”。怎样看待这种“多变”？以梁启超之贤，其“多变”亦常常不为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