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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去。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传习录》下卷钱德洪跋）。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和大西晴隆《王阳明全集》第一卷《解说》，皆以“易中卷”为易今本《传习录》之中卷，此说笔者不敢苟同。
第一，钱德洪在《传习续录》序里明确说，嘉靖十四年在吴时，已将南大吉所录中卷易为问答语。因而不可能在二十一年后再易中卷为问答语。
第二，钱德洪跋语所谓“复取逸稿……增刻之”，指的是增刻《传习续录》，而非指增刻今本《传习录》三卷，故所谓“中卷”只能是《传习续录》之中卷。
第三、跋语明确说，逸稿中有《文录》既载者，皆删去。可见在钱所得阳明遗言里，有与《文录》重复的论学书。钱也许删去了既载者，而易其他论学书为问答语。
第四，钱《传习续录》序谓“复采陈惟浚诸同志所录，得二卷”。后跋语又谓“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一卷”。故《传习续录》当为三卷〔八〕。所谓“易中卷为问答语”，显然是指该三卷中之一卷。
嘉靖三十三年所刻的《传习续录》与嘉靖三十五年“补遗”的部分，即今本《传习录》之下卷。收有陈九川、黄直、黄修易、黄省曾、黄以方及钱德洪所录一四二条语录，其中第一条至一一五条是《传习续录》，第一一六条至一四二条是“补遗”部分。下卷内容比前两卷博杂，且没有像前两卷那样经过阳明的亲自审阅。钱德洪担心这会使读者“之趋不一”，故特要求读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即体会其精神实质，以为这样就能“无疑于是录矣”（《传习录》下卷钱德洪跋）。但结果还是引起了许多分歧。如顾应祥见《传习续录》门人问答，多有未当于心者，“疑为门人传录之伪”（《理学宗传》卷二十一），故作《传习录疑》。黄宗羲在评价黄省曾时也说：“《传习后录》有先生所记数十条，当是采之《问道录》（黄省曾著有《会稽问道录》十卷）中，往往失阳明之意。然无如仪、秦一条云：‘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耳。’……仪、秦打入情识窠臼，一往不返，纯以人伪为事，无论用之于不善，即用之于善，亦是袭取于外，生机槁灭，非良知也。安得谓其末异而本同哉？以情识为良知，其失阳明之旨甚矣。”（《明儒学案》卷二十五）在下卷中，如此“以情识为良知”的内容，还可举出不少。因此，在阳明学的发展史上，《传习录》下卷是一部颇有争议的著作，而受后世学者推崇的则是《传习录》中卷。因“上卷文成初年之见居多，而下卷则殁后钱绪山之徒撰录之。惟此卷晚年亲笔，纯粹无可疑者”（东正纯《传习录参考》，载《泽泻先生全集》上册）。
综上所述，现存《阳明全书》中的《传习录》上卷是徐爱、陆澄、薛侃所辑之原本，中卷为南大吉所辑后经钱德洪等人增补去取的改编本，而下卷则是诸门人采集后经钱德洪择选、重编后的删节本。嘉靖三十七年（公元一五五八年），胡宗宪刻《传习录》，首次将三卷合刻。隆庆六年（公元一五七二年），谢廷杰在汇刻《王文成公全书》时，删去了《传习录》中的《示弟立志说》，又为证明王阳明时“与朱子无相缪戾”（附录《朱子晚年定论》），而约钱德洪把《传习续录》未收的《朱子晚年定论》（成书于正德十一年，原一卷，嘉靖二十九年钱德洪增录二卷，共三卷，由史致詹梓刻于嘉义书院）附于《传习续录》后（另还附录了钱德洪附录之引言和袁庆麟正德十三年所写的《晚年定论跋》），遂成今《传习录》之原貌。
二、《文 录》
《文录》包括《正录》五卷、《别录》十卷、《外集》九卷。据《阳明年谱》载，嘉靖六年四月，邹守益流谪安微广德，“录（阳明）先生文字请刻。先生自标年月，命德洪类次，且遗书曰：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后钱德洪掇拾所遗文字请刻，阳明不许。德洪曰：“先生文字虽一时应酬不同，亦莫不本于性情，况学者传诵日久，恐后为好事者搀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阳明许刻。于是附录一卷于邹守益所辑《阳明文稿》后，凡四册，世称广德版。阳明殁后，德洪作《讣告同门》曰：“逾月之外，丧事少舒，将遣人遍采夫子遗言及朋友私录，以续成书。凡我同志，幸于夫子片纸只语，备录以示。”（《全书》卷三七）后又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逸稿”（《阳明年谱》“嘉靖十四年”条），并与欧阳德等人汇编成《阳明存稿》数十卷。嘉靖十一年，德洪将存稿携之苏州，与黄省曾“校定篇类”，分《正录》、《外集》和《别录》，共二十四卷，嘉靖十四年由闻人诠初刻于苏州，名曰《阳明先生文录》（见黄绾《阳明先生文录》序），世称姑苏版。嘉靖三十六年，唐尧臣据胡宗宪之命，重刻《文录》于杭州天真书院。广德版是姑苏版的雏形，但广德版只以年月为次而不分体类，姑苏版则有了改进。
关于《文录》的编类问题，当时曾发生过一场争论。黄绾等人认为：“先生之道无精粗，随所发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择其可否，概以年月体类为次，使观者随其所取而获焉。”但邹守益等人则认为：“先生言虽无间于精粗，而终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为要，故凡不切讲学明道者，不录可也。”钱德洪两头为难。他一方面“惧后之乱先生之学者，即自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论，尽而去之”；另一方面又耽心“先生之文既以传诵于时，欲不尽录，不可得也。自今尚能次其年月，善读者获可以验其悔悟之渐。后恐迷其岁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则并今日之意失之矣”。所以采取“两是而俱存之”的办法，以“文之纯于讲学明道者为《正录》，余则为《外集》，而总题曰《文录》。疏奏批驳之文，则又厘为一书，名曰《别录》。夫始之以《正录》，明其志也；继之以《外集》，尽其博也；终之以《别录》，究其施也。……问难辩诘，莫详于书，故《正录》首《书》，次《记》，次《序》，次《说》，而以《杂著》终焉。讽咏规切莫善于诗赋，故《外集首赋》。次《诗》、次《记》、次《序》，次《说》、次《杂著》，而《传志》终焉。《别录》则卷以事类，篇以题别，先《奏疏》而后《公移》”（均见钱德洪《刻文录叙说》）。
以上是编类，至于目次，钱德洪则遵循王阳明“此编（指《阳明文稿》）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同上）的遗训，“以日月前后顺而次之”（钱德洪《阳明先生文录序》），以使善读者能体悟阳明的“悔悟之渐”。
因此，由钱德洪所编订的《阳明文录》，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全书》不能称其“全”。因为《全书》的主要内容是《文录》，而《文录》中一概不收与阳明思想体系不符的论著，至少王阳明早年“泛滥于词章”，继则笃信朱子格物之说的“未定之论”，均被钱氏删去了。其他据钱氏自己说，凡阳明“应酬诸作”，亦“多不汇入”（见《全书》卷二十九钱德洪序）。所以《全书》除《上国游》外均为阳明三十一岁尤其是四十岁以后的作品，仅《正录》一百五十七篇中，四十岁以后作品就有一百五十篇。可见，编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收集阳明的全部著作，从而如实地反映阳明思想的发展过程，而是想把《阳明全书》作为王门及整个社会的教科书，以达到正心明道的目的〔九〕。
第二、编类不能称其“善”。因为钱德洪以己见选编“纯于讲学明道”者为《正录》，“余则别为《外集》”。若以时间为界，钱氏的原则是：“自辛巳（一五二一年，阳明五十岁）以后文字（即所谓《晚年定论》）厘为《正录》，已前文字则间采《外集》而不全录。”（《全书》卷二九钱德洪序）。辛巳年，是王阳明在南昌开始揭示“致良知”学说的时候。尽管实际上钱德洪并未以辛巳年，而是以己巳年（一五零九，阳明三十八岁）为界进行编类的。但己巳年是阳明居贵阳讲学而开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提出与朱子分庭抗礼的“知行合一”说的时候。因此，可以说，钱德洪的编纂原则是按照王阳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