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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后，当我们和女儿一起看《我虽死去》，看到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惨景时，我们都哭了。女儿哭的是人性的丧失，而我的哭里有伤痛、有愤怒，更有羞愧。我不敢告诉她，我也曾经和她们一样，用皮带打过老师。
那是一个疯狂的下午。从校外传来消息说，宣武区的红卫兵去抄一个老地主的家，老地主居然把红卫兵打了！
这消息像烧红的烙铁，引燃了红卫兵愤怒的情绪。他们立即把劳改队的老师集合在礼堂前。
我远远地站着，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当第一个劳改队的老师走到两列红卫兵之间时，我看到两边的皮带举了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所有的劳改队员，我们曾经的老师们，都要从这个此起彼伏的皮带长阵中走过！
我听到老师们的惨叫，也看到鲜血从他们的头上流下。
后来，在食堂里听说，有劳改队老师吃饭时，额头的鲜血还滴到米汤里。
我已经不记得那时我的感受，只是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身体还在发抖，泪水喷涌而出。
晚饭后，红卫兵们押着劳改队去劳动。也许是因为他们打人打累了吧，但也许是我自己想要表现革命，所以我也跟在了队伍后面。
天上下着小雨，我打了伞。不知道是谁塞给我一条军用皮带，拿着它我抖了几下，觉得沉甸甸的。手里有了这个家伙，心里似乎又期待又害怕。
红卫兵将劳改队赶到两座宿舍楼之间的草地上，让他们在树下拔草。
他们当中有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校长，有教导主任，有出身不好或特务嫌疑或参加过三青团的任课老师，还有曾经教给我们如何洗澡的生活老师。
天黑下来，雨下大了。我看不清楚老师们的面孔，只能从他们淋湿的后背上隐约看出男女。
他们一声不吭地拔着草，我们不时地叫喊着：快点，不许偷懒，好好改造！
有个女老师可能是太累了，刚想站起来，就被红卫兵一皮带抽下去：“想偷懒啊！”
我站在旁边，竟也跟着扬起了手里的皮带：“你还不低头认罪！”
皮带好像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我被自己的行为吓住了。
我低头看看老师，她没有回头，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只记得当时我很害怕老师听出是我的声音，但又希望红卫兵能看见我的“革命”行动。不过，我真的没有勇气再次举起皮带，我希望快点结束，快点走开，再也不要这样面对老师，哪怕他们是所谓的“阶级敌人”！
周末回到家中，我对父亲说起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当时用的是什么语气。肯定不是自责，我那时没有这样的觉悟；也不会是自豪吧，因为心里还是害怕的。也许那时我用了一种冷漠的语气，一种理所当然的腔调？仿佛在说一件本来就应该发生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只记得父亲听后一脸震惊。片刻的沉默后，他仿佛喃喃自语地说：“都还是孩子，已经学会打人了？”
我强词夺理了一句：“他们都是坏人！”
那个时候，谁敢否定“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为？毛主席都说“造反有理”了！
父亲没有再说话。但他当时的表情和自语，还是给我很深的触动，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和担心，对我的行为的不接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越过这条底线。
在那个心理工作坊中，我其实特别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请当时在场的所有的老师，以及所有当过老师的人、所有家中有老师的人，站成一排，代替那个曾经被我打过的老师接受我的道歉。我想低下我的头颅，向他们表示忏悔。可惜香港老师对“文革”缺乏深切体验，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写作此文，算是一个机会吧！
陆晓娅（陆小娅），1953年出生。“文革”开始时是北京育英学校六年级学生，15岁到陕北农村插队。197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做过6年中学老师和27年报社编辑，在中国青年报社担任过副刊中心主任等职务，并于1991年创办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的公益项目“青春热线”。后师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孟平博士完成心理咨询硕士班和博士班学业，现为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督导师。2008年退休后创办非营利性组织“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任总干事。曾出版过《活出新感觉》、《横渡死亡之海》、《改变从心开始》等书。
（责任编辑 吴 恩）
【怀人篇】
项南支持舆论监督·张玉钟
项南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主政福建的政绩，福建人至今有口皆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怀念之情可说越来越浓厚。一个省委书记如此深得人心真是难能可贵。当年我只是一个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省报记者，不可能与他有多少接触，但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却使我对他敬佩终生。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分配到《福建日报》驻福州记者站工作不久，就参预了一个重大案件的调查，连续采写了3篇内参，以“增刊”直接向项南书记反映他自己做出的一个错误决定，项南书记了解实际情况后，不仅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决定，而且亲自打电话给报社总编林振夏，向报社党组和记者表示感谢，并指示记者进行追踪调查。当年我知道了项南的态度后，真为一个省委书记、我党的一个高级干部如此虚怀若谷十分激动，但因此事涉及的内情重大、尤其是涉及到高层领导，作为当事记者我对外一直守口如瓶保密至今。我想，此事已经过去26年了，今天我把其来龙去脉简要“解密”于此，不仅为了怀念和学习项南的高贵品质，也许还有许多方面可引人思考。
1983年8月4日，福建省体工队膳食科一个主持工作的副科长，惨遭社会上4个歹徒杀害。事件一开始就纷纭复杂，是因为双方的身份都有点“特别”。被害者的父亲是原国民党“重庆号”起义将领之一，两个哥哥一个在印尼、一个在香港，这种身份自然引起省市领导的“特别”重视。而杀人的主犯之一的父亲是省高级法院的一个法官，当时又正逢“严打”时期，因此知情人“特别”关心这个案件能否得到公正的判决。我作为记者出于一种职业的敏感，了解到这个案情也引起了“特别”的兴趣，马上向记者处处长卢秀启和总编辑林振夏作了汇报，他们都明确支持我介入采访，我随即写了第一份内参《发生在省体工队的一起有预谋的凶杀案》。
果然，随着办案进展出现了许多扑朔迷离的情况，尤其是进入量刑阶段，省市两级法院办案人员及领导，在法官的儿子该杀不该杀的问题上产生了对立的意见及尖锐的斗争，而且由于有人在向省委领导汇报案情时巧妙地做了手脚，致使省委、市委两级领导作出了不同的决定，也就是省委领导改变了市委的决定，有关办案人和知情人对此反映强烈，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记者通过调查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认为省委领导，实际上就是项南书记在这件事上的表态是错误的，而福州市委的决定恰恰是正确的。得出这个看法后，我当时真是惊出一身冷汗，敢不敢写成内参向项南直接反映呢？我当即向林振夏总编汇报，林振夏认真、详细听后问我：“你这个看法有把握吗？”我答说：“从掌握到的情况看应该有把握。”我又问林振夏：“如果写成内参，事实上等于直接批评项南，他会接受吗？如果不接受，我们会闯祸的，怎么办？”林振夏沉思了片刻说：“不会的，项南同志是好书记，主要的原因是下面人捣鬼，如果他了解到真实情况会纠正的。你还是写出来吧！我们应该对省委负责。”林振夏总编说的很慢，但一句一句至今还刻在我的心头，他虽然1994年逝世至今15年了，但这一幕经常回想起来都历历在目，我真为一个省委机关报总编辑强烈的责任心和无私无畏的胆略佩服得五体投地。
由于得到林振夏总编的支持，我很快写出此事的第二份内参《省法院一干部的儿子该不该杀的问题要认真对待》，林振夏亲自审定稿件并批准以“增刊”直接发给项南书记。这份约1200字的内参，第一段即反映了这个案件进入量刑判决阶段，“经省法院向省委汇报后研究决定”，改变了福州市委的意见，把法官的儿子从死刑改为死缓二年。紧接着写道“对这一改判，知情者反映强烈”，并具体引用了市中级法院审判员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