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痹狼�12 月8 日起，集中主力，积极出击，分别对阜平、东庄、党城和灵山之敌发起攻击和围困，将这几个地点敌人重新修建的碉堡予以摧毁，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迫使日军全部从阜平城和东庄据点撤退。至12 月初，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为配台北岳区的反“扫荡”，冀中区开展了破击德石路的作战行动，再次给敌以重创。八路军在与日军作战的同时，还要防着国民党的小动作。在百团大战连续取得胜利的日子里，随着一封封贺电到来的同时，却传来了彭德怀家中亲人被害的消息。国民党一面向彭德怀发贺电，一面派遣特务，在1940 年10 月4 日半夜闯入彭家围子，将彭德怀三弟彭荣华当场杀害，弟媳龙国英打伤。抓走其二弟彭金华，并于同月11 日将其害死于狱中。一个多月后，彭德怀才获悉噩耗。国民党还乘八路军处境艰难之际，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和武器弹药供应。1941 年1 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突然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1 年11 月1 日清晨，彭德怀和左权并辔，沿着清漳河耀眼的白石河滩徐徐而行。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总结，他们心中对今后的斗争方针，已是成竹在胸。转过河湾，彭、左一行策马进入村庄——北方局所在地下南会村。这是八路军敌后抗战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彭德怀、杨尚昆外，还有北方局委员邓小平、李大章，八路军总部左权、罗瑞卿，129 师刘伯承、蔡树藩，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彭德怀代表北方局作题为《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针对日寇的治安强化运动，彭德怀指出：“我们的许多机关未能及时识破敌寇这一新阴谋的严重性，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出许多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使某些地区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他说：“今天组织这个会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敌寇的新阴谋，根据中央指示，重新考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针对日寇的阴谋，彭德怀提出了三个基本任务。他在讲第三个基本任务时指出：由于敌人的封锁、切割，运动战的机会已大大减少，甚至在平原地区成为不可能。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基本的战争形式，要求大家把武装建设的重心放在地方武装的建设上，建设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和百万不脱离生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彭德怀还设想，根据地边沿区的游击队和正规军，可以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夫开展游击活动，在新伪化的地区，组织起秘密的抗日武装。从这第三点任务中可以看出，这篇报告，实际上标志着八路军在敌后作战任务和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形的、看得见的战线将被无形的、看不见的战线所替代，从此之后，将有成百万的秘密武装活跃在日军周围，与日军的“蚕食”、“强化治安”进行一场没有战线的斗争。
此后，华北敌后抗战开始了更加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
第八章空前困难时期
31。 紧箍咒
“全力以赴的一战”百团大战后，日军重新思考了对会战略，重新估计了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非常不情愿地得出“被拖入持久战的危险日益迫近”的结论。为此，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纲要》中写道：如到1940 年11 月底与重庆政权未能实现和平，则不论形势如何，。。坚决转入长期战的战略，彻底谋求重庆政权的屈服。由于1940 年7 月的《更改军备充实计划》中明确规定今后几年在华兵力定额逐年减少：1940 年77 万，1941 年65 万，1942 年55 万，1943 年50 万，迫使日军不得不在兵力使用上精打细算。日军在逐年递减兵力的同时，也认为“估计敌方战斗力也己消耗二、三成左右”。即使如此，由于“敌方士气仍很旺盛”，为巩固华北，“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华中的两个师团抽调华北，将成为华北日军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他们清楚，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仅不会再向华北增兵，而且只会从华北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因此，“全力以赴一战”的看法就应运而生。《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写道：参谋本部也逐渐露出一种倾向，认为应趁削减兵力计划实施之前，全力以赴进行一战。当时的第二课高级部员服部卓四郎中佐回忆道总之，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由于在华兵力必须于1941 年内缩减到平均65 万，因此，考虑世界局势，乘目前仍保有72 万的兵力，必须先施加一次压力，打好基础。待1941 年夏秋之后仍不见转机时，便只有收缩兵力转入持久态势。可以看出，“全力以赴一战”的提法，是在“钻空子”、“打擦边球”。《华北治安战》中写道：这种见解就是只采用武力战，而把持久战的战略转移推迟到1941 年夏秋季之后。这并不是“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的基本精神，但在纲要的“要领事项”中，把向长期战转移的时间规定为“结合指导全面局势的适当时机。。”，因而带有灵活性。这种颇具“灵活性”的提法也逐渐地影响了参谋本部，并反映到参谋本部的作战指导方针中。方针认为，应“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并认为“今后极需集中精力于直接有助于解决事变的政治谋略及作战谋略上”。1941 年1 月16 日制订的《对华作战指导计划》又具体体现了参谋本部的作战指导方针：直到1941 年秋为止，应毫不松懈地继续对华施加压力，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日军的计划与意图总是“自不量力”。抗战之初，日军叫嚣要在三十月内征服中国，一年过去后，只实现了攻至武汉的表面上的占领，反使自己陷入战线长、兵力少、后方空虚的窘境之中。现在又提出有最后一搏味道的“全力以赴一战”，“谋求事变得到定局”，没料想，这“一战”又是两年多的时间。
人灾与天灾百团大战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更残酷的斗争。其中有人为的因素，也有自然的因素；有来自对手的，也有来自“友军”的。日军将全华北分为三类地区，即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按日军的定义，治安区指治安确立，仅依靠中国警备力量即可确保安定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分队以下的行动自由，除遭受一些小规模的袭扰外，几乎没有破坏活动。准治安区指军事方面的治安大致安定，其他方面尚不安定，敌我势力交错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小队以下行动不安全，抗日力量对交通线的破坏频繁，并对日军的小警备据点袭击频繁。非治安区指作战讨伐时暂时的消灭了抗日力量，但作战结束后，又成为抗日力量的根据地，平常由抗日力量占据的地区。在这一地区亲日政权不能生存，日军活动必须是大队以上的兵力，有继续组织作战讨伐的必要。为此，日军制订了一个将准治安地区变为治安区、非治安地区变为准治安地区的计划，并根据这三类地区的不同情况而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在治安区内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奴役统治。对准治安区实行“蚕食”。顾名思义，一点一点地、在不知不觉间，将准治安区变为治安区。对非治安区则实行“扫荡”。1941 年以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比以前更疯狂、更残酷。在“扫荡”过程中，日军实行所谓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以图彻底破坏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从1941 年初到1942 年底，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74 次、比前一年增加了三分之二，使用兵力累计达83。3 万人次之多。除此之外，日军在其交通线上，又增修了成千上万的护路堡和封锁沟墙，1942 年，日军华北占领军参谋长安达曾经公布过一个数字：“华北堡垒己筑成7700 余个，遮断壕已修成11860 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之外长城的6 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八路军所处环境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但这尚不是全部。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始终没有能够全力以赴的与日寇作战，是因为始终没有摆脱虎狼夹击的局面。百团大战后，八路军在面临日寇残酷进攻的同时，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国民党在背后捅来的刀子。1940 年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