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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左侧背威胁很大。”
“汤将军，”刘伯承沉着地答道，“我们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西河底，你的左侧背没有问题。”刘伯承的话似乎给汤恩伯吃了个定心九，但他仍有些不放心的地方。他又问：“那么我的右侧有没有情况呢？”“你放心。右边也没有敌情。从六河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太原市郊，都有我们的部队。”刘伯承的话不仅使汤恩伯定下心来，而且还使他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八路军的一个师能够摆在如此宽阔的战场里，并且接连不断地打胜仗，他弄不懂。他执意要和刘伯承见上一面。见面后汤恩伯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游击战打得好！”和蒋介石内心的真实想法相比，和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共间“磨擦”与反“磨擦”真刀实枪地动手相比，上面所讲的确实是“细枝末节”。但小事往往能反映事物更真实、更本质的一面，了解了这一面，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抗战中“两个阵线，多种力量”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3。 蒋介石·129 师·抗日
蒋介石亲笔签名的一封信就在129 师等待谈判结果，待命陕西省富原县庄里镇地区，做开赴晋东南的准备工作时，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9 月中旬的一天，129 师驻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40 多岁，头戴礼帽，身着便服，自称叫乔茂才，是刘师长的老相识，要求见一见刘师长。负责接待他的参谋处长李达问道：“不知先生现在何处高就？”“不敢，兄弟在蒋主任处当个参议。”乔茂才满脸堆笑地答道。乔茂才提到的蒋主任——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乔茂才接着说：“我过去在四川时，认识刘师长，兄弟此次来到贵师，是想拜望一下刘师长。”李达心想，这可不是个普通朋友，我们没有请他，上级也没有通知说他要来，还是先去问一问刘师长。听了李达的介绍，刘伯承说：“乔茂才我认识，可是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来往了，他来干什么呢？在没有弄清他的意图之前，我暂时不好出面，你先去招待一下，跟他谈谈，就说我到前边部队去了，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李达出来后，对乔茂才说：“实在不巧，刘师长到外面视察部队，现在还没回来。”“那么，刘师长几时才能回来呢？”乔茂才急切地问道。“现在还说不准。”李达说。听了李达的话，乔茂才半天没有说话。沉默中，乔茂才几次欲说又止，最后，他终于沉不住气了，不得不对李达和盘托出他此行的目的，说：“李处长，兄弟此来，一是拜望，二是有公事相商。不知你可否转告刘师长？”李达说：“这几天，刘师长正在前边忙于公务，行踪不定，一时难于找到他。乔参议如有公事，可以跟我说，刘师长回来，我一定转告他。”乔茂才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李达，说：“请李处长先过目。”李达打开一看，竟然是蒋介石亲笔签署的一个命令。蒋介石在命令中指示129 师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在李达看信时，乔茂才在一旁假惺惺地说：“你们爬雪山，过草地，吃了不少苦，这回你们转至陇海路上，可以先休整几天。”李达看完信，觉得这封信大有文章，随即向乔茂才问道：“这封信朱总司令看过没有？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呢？”“没，没有。”乔茂才尴尬地说。李达这时已经完全弄清了乔茂才的来意，就对他说：“这是个大事，还是把这个命令先放在这里，等到刘师长回来由你自己亲自交给他为好。你先到房间里休息一下，我马上就派人去找刘师长。”这是李达和乔茂才斗智的第一个回合。李达随即就到了刘伯承处，将情况向刘伯承作了汇报。刘伯承也略感吃惊地说：“好家伙，还是蒋委员长的亲笔签字！”他考虑了一下，接着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说完，他走到了地图前，用仅剩的一只左眼仔细地察看起来。当时，115 师已经到了灵丘、广灵、涞源、阜平、曲阳和行唐之间；120 师正在神池、宁武、朔具一带活动。日军于9 月13 日占了大同，正以20 万
兵力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线推进。刘伯承判断按照国民党的这种打法，用不了多久日本鬼子就会攻下石家庄和太原。如果129 师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石家庄方向的作战，那么就形成了115 师、120 师在西线作战，而129 师在东线作战的局面。在晋冀地区，东西向交通线很少，主要是南北向交通线，这样129 师同115 、120 师的联系就很容易被日军切断，这样的行动完全违背中共中央的意图。他边看边说，“阴谋！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李达插了一句：“这么一来，我们师就得被迫孤军作战，不得不担任正面防御。而目前按总部的指示和我们的实际情况，应当尽量避开正面作战。”刘伯承接着说：“对。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我们不上这个当。马上将情况报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李达转身刚要走，又问到：“这个乔茂才怎么打发呢？”刘伯承说：“他现在不是老朋友来叙旧，而是在给蒋介石卖命，我不能见他。我不能理睬他，让他等着，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回去了。”国共谈判时，经双方商定，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谁也无权越级下命令。蒋介石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国共谈判的协议，也不符合军队指挥的惯例，其用意已不言而喻。李达对刘伯承的话心领神会，又与乔茂才展开了第二轮的斗智。第一天，李达陪乔茂才吃饭、散步。第二天又是吃饭、散步。第三天还是如此。每当乔茂才问起刘伯承，李达都以辽未回来作答。过了几天，乔茂才心中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再等下去，还要吃团门羹，自讨没趣，只好对李达说，“我回去还有事情要办，等刘师长回来后，我再来拜访。”乔茂才一定为没有完成蒋委员长亲自交给的任务而沮丧不已。乔茂才送信事件只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这个小插曲基本上勾勒出了蒋介石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走在钢丝上的蒋介石“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自己要做什么是很清楚的，其一，他得抗日，不抗日不行，这是大势所趋；其二，要在抗日斗争中消灭共产党，除去心头之患。在蒋介石的眼里，后一件事的重要性并不在第一件事之下。在抗日的问题上，蒋介石一直在“走钢丝”。是战，还是和，蒋介石像一个杂技演员一样在两者间艰难地平衡着。蒋介石一直认为，不战不行，战过了头也不行，不要因为抗日而过分刺激了日本人。根据这个思路，理解蒋介石的抗战方针就比较容易了。“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采取的总的方针是“不屈服，不扩大”。在“不屈服”方面，蒋介石采取了这样一些动作：派遣中央军北上。命令李默庵、冯安邦、刘戡等军师长，率队北上，抵抗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外交部次长陈介奉命在南京约见日本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军人，不使事态扩大，国民党外交部长王宠惠也从庐山回到南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日本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致电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声明国民党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白速赴庐山，共商大计。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连发11 封急电给身处事变前线的宋哲元，命令他就地抵抗，表明“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同时，蒋介石还特别强调，“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蒋介石希望宋哲元明白，“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随时可起而抵抗，或可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蒋介石清楚卢沟桥事件不是“偶然突发”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准备多年的结果，若不还日本人以颜色，则其势必得寸进尺。1937 年7 月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长篇演讲时就曾讲道：东北四省失陷，已有6 年之久，然后被迫签定了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治，那么中国500 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