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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紧张地注视着会战的结果，会战结果的影响也越大。胜利的精神影响在现代会战中比在现代战史初期的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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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大得多。 既然象我们以前讲过的那样现代会战，是双方力量的真正搏斗，那么起决定性作用的，自然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而不是个别措施，更不可能是偶然性。人们犯了错误，下次能改正，如果遇到幸运和偶然的机会，也可能在下一次得到更多的好处。 然而，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总和通常却不是很快就能改变的。 因此，一次胜利在这方面带来的变化对整个未来都会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在所有参加会战的人中，尽管只有极少数的人考虑到这种变化，但是，会战的过程本身会令每个参加会战的人感觉到这种变化。 尽管关于会战过程的公开报道可以用一些牵强的个别情况来掩饰真相，然而人们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出：胜负的决定取决于总的情况，而不取决于个别情况。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失败的大会战的人，很难对失败的会战有一个生动的、因而是完全真实的概念。 这一次或那一次小失败的抽象概念永远也不可能构成对一次失败的大会战的真正概念。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次失败的大会战的情景吧。在一次失败的会战中，能够决定人的思考（也可以说人的智力）的，首先是兵力的消耗，其次是地区的丧失（这往往是常见的现象，即使是进攻者，在不顺利时也会丢失地区）
，再次是队形的破坏，各部分的骚乱和退却的危险（这一切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会经常出现，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最后是退却（这往往是在夜间开始，或者至少是在整个夜间还持续进行的）。
退却一开始，军队就不得不丢下大批跑散了的和疲惫不堪的士兵，而他们常常正是冲得最远和坚持得最久的勇士。 本来只有高级军官才有的失败的感觉，到这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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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波及到各级军官，一直到普通的小兵。 尤其当他们想到在这次会战中有许多真正为大家所敬爱的勇敢的战友落在敌人手里的可怕景象时，失败的感觉就更为强烈。 同时，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会认为自己的努力所以徒劳无益，是上级指挥官的过错，所以对上级指挥官产生怀疑，于是失败的感觉更加强烈。 这种失败的感觉并不是随便产生的想象，它是敌人占优势的证明。 敌人占优势这一事实，最初也许被某些原因所掩盖，不易被人们发现，但到会战结束时，总会明显地显露出来。 或许人们早已看到了这一事实，然而在缺乏确凿根据的情况下，肯定会希望出现偶然情况，相信天意和幸运，或者进行大胆的冒险。 最后，当这一切都证明已经无济于事时，冷酷的事实就无情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了。这些情况还远远不能说是惊慌失措。 一支有武德的军队之所以惊慌失措，绝对不是会战失败的缘故，而其他的军队的惊慌失措，也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是会战失败的结果。但，上述那些情况，却是在最优秀的军队中也会产生的。 假如说长期的战争锻炼和胜利的传统，以及对统帅的极大信任，有时能减少这些情况，然而在失败的最初时刻却不可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 这些情况也不是仅仅由于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而引起的，因为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往往是到后一阶段才会有的，并且也不会很快就为大家所知道。 因而，即使均势的变化极其缓慢而且是逐渐的，也不会不产生这些情况，正是这些情况构成了在任何场合都要产生的胜利影响。我们已经说过：战利品的数量能够增强这种影响。在上述情况下，作为战争工具的军队将会遭到多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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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削弱啊！我们说过，一支处在这种削弱状态下的军队对作战中很一般的困难都会感到难以对付，所以，怎么还能够期待它作出新的努力，重新夺回已经失去了的东西呢！在会战以前，交战双方之间有一种真正的或想象的均势，当这个均势已经遭到破坏时，要想重新恢复它，就必得有外因的帮助。假如缺乏这样的外因，那么，任何新的努力都只能导致新的损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主力取得的最轻微的胜利，也会使均势象天平的秤盘一样不断向一边下降，直到新的外在条件使它发生改变为止。 假如没有这种外在新的条件，而胜利者又是一个有强烈的荣誉心、不断追求远大目标的人，那么，要想使他高涨的优势不致于象洪流一样泛滥成灾，要想通过许多小规模的抵抗使这股洪流缓慢下来，直至胜利的影响沿着一条渠道最后消失，对方就必须有一支久经战争锻炼而具备高度武德的军队，必须有一个优秀的统帅。现在我们来谈谈对方的胜利对军队之外的民众和政府的影响。 这种影响表现为他们的迫切希望突然变成泡影，自尊心遭到彻底的打击，取而代之的恐惧情绪则可怕地四处传播，最后使他们完全陷于瘫痪状态。 这是主力会战对交战一方的神经进行的闪电般的真正打击。 这种影响，虽然在这里和在那里会有所不同，但决不可能完全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不积极地去发挥自己的作用以扭转败局，反而害怕自己的努力会徒劳无益，因此在应该前进的时候踌躇不前，或者甚至束手待毙，听任命运摆布一切。这种胜利的影响在战争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果，一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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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一方统帅的性格和才干决定的，但更多的是促成胜利的各种条件以及胜利带来的各种条件决定的。 自然，统帅如果没有胆量和敢作敢为的精神，即便是最辉煌的胜利也不会带来很大的成果。然而，即使统帅有胆量和敢作敢为的精神，如果各种条件严重地限制着这些精神力量，那么它们也会很快地消失。 如果利用科林会战的胜利的不是道恩元帅而是腓特烈大帝，假如进行勒登会战的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那么结果将会是多么不同啊！
促使巨大的胜利产生巨大成果的各种条件，我们在讨论与此有关的问题时再进行研究。 那时才能解释清楚，为何胜利同它的成果之间有大小不一致的现象，但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因为胜利者缺乏魄力的缘故。 我们在这里只研究主力会战本身，我们不想脱离这个题目，所以只想指出：胜利决不会不产生上述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随着胜利的增大而增强的。 一次会战越是成为主力会战，这也就是说，越把全部作战力量集中在一次会战中，越把全部军事力量变成作战力量，越把全国的力量变成军事力量，胜利的影响也就越大。然而，难道理论就能把胜利的影响看作是完全难以避免的，难道理论就不应该竭力寻求有效的手段来消除这种影响吗？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答复，仿佛是很自然的，然而，愿上帝保佑，千万别让我们象大多数理论家那样走上既同意又反对的自相矛盾的歧路吧。事实上，上述影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即使我们找到了可以抵制它的方法，它仍然存在，好像一颗炮弹，即使它是由东向西发射的，因而它随地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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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产生的运动速度会有所减小，但它依然是随着地球的自转在运动。整个战争的进行是不能离开人的弱点的，而且也是针对着这种弱点的。尽管我们将在另一个场合还要谈到主力会战失败后应该怎么办，尽管我们还要研究在绝望的处境中可能剩下的手段，尽管我们还相信在这样的处境中可能重新夺回失去的一切来，但这并不等于说，这样一次失败的影响就慢慢消失而等于零了。 因为人们用来挽回败局的力量和手段原本可以用到一些积极的目的上去。 不但指精神力量，而且还包括物质力量。另一个问题是，一次主力会战的失败会唤起一些在不失败的情况下压根不可能产生的力量。 固然，可以设想有这种情况，而且在许多民族中事实上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怎样才能激起这种强烈的反作用，这已不属于军事艺术研究的范围。 军事艺术只在假设会出现这种作用的情况下，才对它考虑。胜利给胜利者带来的结果，也许由于胜利的反作用，即唤起了失败者的其他力量而变得有害了。 虽然这种情况是极少有的例外，但既然有这种情况，那就更有理由认为，因为战败的民族或国家的特点不同，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