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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宏昌说：“我找部长只说两分钟的话。”
“找部长？你要找部长？谁都可以随随便便找部长，那部长还能干工作吗？”办公厅的同志不耐烦地挥着手。“这不可能，走，走，走！”
严宏昌顺手从办公桌上取过一支笔，又拿起一张纸，很快写了一行字：“我来自安徽省小岗村，我叫严宏昌，请首长能耽误五分钟，给你汇报一点事情。”
他写好，又认真折叠了一下，递给那位同志，恳求道：“麻烦你，请你递给部长。”
对方将字条丢在桌上，看也不看地说：“这是不可以的。”
严宏昌见对方这样讲话，干脆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招呼朱士银也找个地方坐下来。然后，态度诚恳地说道：“我只是想请你帮这一个忙，不会为难你的。如果首长愿意见，我们就在这里等；如果实在不方便或不愿意，我们马上走人。”
对方看了看字条，寻思片刻，说：“我拿去试试。”说罢就从边门走进一个房间。
很快，那个同志就出来了，他的身后跟出了另外一个男人，严宏昌心想，这八成就是部长。
果然是部长！
部长笑容满面地朝严宏昌走过来，热情地问：“你就是凤阳县小岗村的严宏昌？”
严宏昌点头称是。
部长招呼严宏昌和朱士银进去坐。在部长办公室，严宏昌开门见山地把有关燃灯寺水库灌区的情况作了简单地汇报。
部长听完后，说：“部里确实年年都有这方面的指标，可现在已经到年底了，实在没有办法了。”
“明年呢？”严宏昌不放过一切可能的机会，问部长，“明年能不能考虑呢？”
部长笑了：“即便是明年安排，也要得到国家项目规划部门的批准呀！”
严宏昌一听，这事还有一线希望！他高兴地告别了部长，走出水利部，然后毫不心疼地拦了一辆出租车，他要立刻去找那个管审批立项的规划部门。正好这位司机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这样，二人接下来就到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开始，门卫连这座大楼的大门也不准他们进。严宏昌解释了一番，才让登记进去。二人进了大门，正准备上电梯，又被两个战士阻止，不允许他们上楼。
“你们找谁？”战士的态度很和蔼，却明显带有几分质疑。
严宏昌说：“找这里的领导。”
“具体找谁？”战士问，“我可以先帮你们联系。”
严宏昌说不出具体的名字，战士就不让他们上楼。怎么解释，怎么说明，都没用。就在双方僵持之际，从电梯里走出来一个人，那人被严宏昌一口安徽凤阳的口音吸引，打量了一眼严宏昌，就走过来，不无意外地问道：“你是小岗村的严宏昌吗？”
“我是。”严宏昌说，他这才注意从电梯里走出来的这个人，有些眼熟。
来人问严宏昌：“你准备找谁？”
战士把话接过去，叫了一声“杜主任”。就在战士说明情况的时候，严宏昌陡然想起来了，这个“杜主任”，他曾经在杜老—一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家里见到过，那时，这位“杜主任”还十分认真地向他了解了小岗村的情况。他想不到杜主任的记性这么好，而且，这么巧，他碰到的这个人。就是国家发改委的杜鹰。
杜鹰把二人领到自己办公室，严宏昌于是把燃灯寺水库的情况作了一番汇报。杜鹰听得很认真，但最后也只能说：“到年底了，不行了。”
“明年呢？”严宏昌又盯住不放。
杜鹰说：“明年也得按程序报上来。主要还是钱的问题，你们得找财政部。”
严宏昌这下犯了愁：“到财政部要找哪一位领导才行呢？”
杜鹰问严宏昌，财政部认识谁？严宏昌回忆了一下，说：“我只认识一个叫程微的女同志，她去过小岗，我接待过。”
杜鹰一听，高兴地说：“那就行，我认识的人还不如程微当家，你们就找她。”
告别了杜鹰后，已临近中午，二人就在街上随便吃了一点东西，这时严宏昌把他的“联络图”掏了出来。这是他的一个习惯。这么多年了，凡是在小岗认识的，或是外出开会办事时结识的，只要是他认为今后会对小岗或自己有好处的官员、专家、学者和记者，他都会把他（她）们的名字和联系方式，抄在这个本子上。他把这些视为自己的财富。
现在，严宏昌很容易就找到了程微的手机号码，并把电话打了过去。
当时程微正在医院吊水，严宏昌带着朱士银赶到医院去看她，问候了一番后，严宏昌就把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
程微对小岗村，以及对小岗村周围农村的发展，也非常关心，不过她为难地说：“我们财政部的钱确实是多，但也不能随随便便往下拨。你们的这个项目，必须要有全国人大分管农业的副委员长批示才成。”
严宏昌一听，心中不觉一沉，只差没有喊出声。分明是越找麻烦越大了。不由搔了搔头皮。 朱士银更是暗下叹气。他跟着严宏昌一直没说话，也插不上话，只感到越找，官越大，想不到这事还得惊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一个小小的副科干部，平日去见县长、副县长还有些难，现在要找这么大个官，他是一点法儿、一点辙儿都没有。
他几乎是绝望地看着严宏昌。
离开医院，来到大街上，严宏昌又掏出了他的那个小本子，仔细地翻找着。
朱士银惊诧地问：“全国人大你也有认识的人？”
严宏昌没有理他，仔细地来回翻找。
突然，严宏昌惊喜地叫了一声，说：“找到了！柳随年去过小岗，我接待过，这里有他的电话号码！”
“柳随年是谁呀？”朱士银茫然地问。
“原是物资部部长，在人大管过财经，现在估计就是在管农业和农村工作。”严宏昌回忆说。
朱士银简直有些不敢相信地望着严宏昌：“他的电话你也有？他会见我们吗？”
严宏昌毫不犹豫地把电话打了过去，自报家门后，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电话的那头马上就传来了柳随年的问话声：“你什么时候来的？”
严宏昌激动地说：“到北京已经几天了。我想直接向您汇报一件事情，不知您是不是有时间？”
“行”，柳随年爽快地答应了。“明天吧，明天上午你来中南海西门，到了以后，叫门卫给我打个电话，我会给门卫打招呼，你就直接到办公室找我。”
严宏昌把通话的情况告诉了朱士银，朱士银兴奋得跳起来。
第三天，二人来到柳随年说的那个大门口，请门卫把电话打进去通报一下，里面回了话，才知道，情况已有了变化，柳随年临时有事，去了钓鱼台国宾馆。
直等到中午时分，严宏昌才给柳随年的家里去电话，想不到，那边接电话的正是柳随年，原来他已到了家。
“来吧！来我家。”柳随年热情地说，同时详细告诉了住址。二人买了点香蕉和苹果，又抱了一个哈密瓜，赶忙乘车撵过去。
柳随年听了严宏昌的介绍，觉得他反映的问题也确实需要解决，想了想，爽快地说：“这样吧，我给你写封信”，说着，便伏案写起来。一会儿，信就写好了，他又看了一遍，放人信封后，交给严宏昌。
严宏昌接过信，激动地连声道谢。
两人走出大门时，柳随年关照道：“如果不行，你再来找我。”
严宏昌非常感动，兴奋地说：“柳老，有你这封信肯定行了。你的信不行，那找谁才行呢！”
谁知，柳随年回答得很认真：“如果有问题，我还可以找总理。”
严宏昌认为这不过是柳老的一句玩笑话。中国有两三千个县，凤阳县一个水库工程的改造，已经惊动了这么多高层官员，想都不敢想还需要一个大国的总理过问。
短短的两天时间，事情就取得如此重大的进展，两人都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手头上并不宽裕，还是决定要庆祝一下子。于是两人跑到附近的一家饭馆，美美地吃了一顿。席间，朱士银无限感慨地说：“我一个小小的‘县局’，这次跟着你宏昌算是开了眼界，一家伙见到这么多的京官，高官，不虚此行啊！看来这事真的是有希望了！”
二人回到地下室，发现整个招待所里空空荡荡，只剩下了他们两个。这才猛然想起，明天便是元旦，所有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统统都要放假！元旦的假期虽只是一天，但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