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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此前，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在民主的基本内容上（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并无不同。如果有，也只是无产阶级民主的范围更广泛一些。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就是继承和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陈独秀认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内容，应该全盘吸收。他坚决反对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一起打倒，而以空洞的民主口号代替切实的民主制度。
他还认为，传统无产阶级政权学说在制度上继承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但将其改造为“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以为这才是最大限度的民主。陈独秀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陈并认为：“借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这实际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异同问题。
三是剖析苏联制度。
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陈独秀十分重视对其民主实践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更多受到了托洛茨基等的影响。在《给西流的信》中，他将苏联的现行制度与前述英美民主制分项列表比较，认为苏联和斯大林明显违背了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
（1）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2）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3）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4）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5）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他甚至将苏联和德意日的法西斯体制相提并论，认为前者是后者的老师。
但他认为，苏联目前的问题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而要从制度上找原因。这就又回到了他一再强调的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继承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上。
他认为，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就违反了民主制的基本内容。正是因为“十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指无产阶级专政）抬到天上，把民主（资产阶级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才产生了斯大林。“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
他认为，“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因此，陈独秀认为苏联和德国、意大利一样，是“三个反动堡垒”，他们“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这三大反动堡垒巩固及扩大势力。”但随后他又支持苏联反抗德意志的战争。认为二者比较，还是前者胜利对民主更为有利一些。
四、民主思想的特点及其意义
综上所述，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回归“五四”，重新肯定了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价值，并深刻阐发了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和继承性。胡适在1949年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的“序言”中，认为陈独秀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该书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可以说是一语中的。
二是以苏联为对象，深刻反思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陈独秀有关“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轻视无产阶级民主的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指出了一个重要方面。在建设无产阶级民主制的过程中，他主张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更是可取的。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这些见解，既是针对以苏俄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针对当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而发的。
当然，陈独秀并未形成完备的民主政治观，比如：民主政治固然应当照顾多数，但也应当尊重少数；权力必须相互制约；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可以居于法律、宪法之上；原告不能做审判官；民主虽然具有普适性，但是在具体国家和历史背景下也会有自己的特点等。对于中国传统与民主的关系，陈独秀也缺乏应有的探讨。这些无疑都是需要我们后人认真去补充的。
白求恩：孤独的异邦人·林贤治
经历过文革的人，没有不知道白求恩的名字的。在规定“天天读”的著名的“老三篇”中，这是一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革命圣徒，众人学习的典范。但是，作为西方知识分子，白求恩身上固有的个人主义的特质被掩蔽了。应当看到，这种个人主义与革命理想是有密切联系的，然而也有冲突，并因此蒙上悲剧性的阴影。
白求恩1938年离开温哥华前往中国，据介绍，与他同一位他昵称“小种马”的女友、左派艺术家玛丽安·斯科特的恋情有关。不过，从他动身时写给斯科特的短简看，当时肯定受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红军长征》、伯特伦的《中国第一幕》一类书籍的诱惑，毕竟他是一个富于政治激情的人。此前，曾经作为加拿大医疗小组负责人，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同英国作家奥威尔一样，由于政治身份遭到西班牙当局的怀疑，行动受到监控，结果提前被召回国。从此，奥威尔脱离了实际斗争，致力于写作反面乌托邦作品。而自求恩，对于革命，依然充满着一个乌托邦主义者的幻想的热情，而且勇于孤身前往。
在延安，外国专家很少。白求恩的到来理应受到当局的礼遇，仅每月发给他的津贴便相当可观。然而他谢绝了。
以下是他写给“军事指挥部聂将军处”的相关的信：
亲爱的同志：
今天晚上我收到了林大夫带给我的301元钱。这笔钱中的100元好像是付给我的个人津贴，另外的102。20元似乎是用来偿还我在药品上的垫支，而剩下的98。80元似乎是用来支付我在纱布和药棉上的开销。关于这第一项100元。我在8月12日发给延安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已经表示过拒绝接受并且建议将它用做伤员们的烟草专款。我在此只想重复这一提议。关于其他的两项，首先，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药品上垫付过那笔钱；至于花在纱布和药棉上的98。80元钱中，只有70元是经我的手花出的，剩下的部分则是由布朗大夫支付的。我经手的这笔钱在6月6日离开岚县前往五台之前已经由蒋大夫给过我，所以它并不是我自己的钱，而是八路军医疗队的。这笔钱的收条早已经寄给延安的首长了。
其它的医生每月只有1元的津贴，而聂将军本人每月的津贴也只有“可观的”5元，在这种情况下，让我接收每月100元的津贴是不可思议的。
另外，因为我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是免费提供给我的，钱对我没有任何用处。
致同志似的敬礼！
白求恩
这种对金钱的态度，令人想起中国的另一位革命者的名言：“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而今，一代古典共产主义者随风远去，难寻踪迹，令人唏嘘。
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白求恩随部队辗转于荒凉的大西北，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用他的话说，过的完全是“高强度的生活”。他在1939年8月15日写了两封信，一生中最后的两封长信。其中一封给加拿大的党组织，另一封给一位未明身份的关系密切的“朋友和同志”。在私人通信里，他偶尔述及1938年一年，其实不到一年的工作量：“去年我共行军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