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妻子陈蓉讲起了那20万元巨债的由来。1994年，丈夫徐恩怀满怀希望地从本地“农村基金会”里借了14万高利贷买了卡车，夫妻俩跑起了贩运香蕉的生意，但三四年间，高额的管理费和三次车祸，彻底击垮了这个缺乏抗风险能力的农民。他本息合计欠了“基金会”共约20万元。积劳成疾的他还在1997年被切除了胆囊，后来肝功能也出了问题，不但欠了上万元医药费，而且身体再也不能承受这种高强度工作。
巨额的债务让不善言说的徐恩怀变得更沉默了。他拖着病体承包了农场种荔枝和香蕉。
尽管日子艰难，但不识一字的母亲仍然认为，不能让孩子们失学，“你们只有读好了书，才能不再过像我们这样的生活。”到了2000年，徐萍快读完中专时，她的三个弟弟也陆续上了初中与高中。一贫如洗的徐恩怀咬牙以1万元的低价卖掉了那辆14万买进来的货车，交了四个孩子的学费。
斜靠在母亲身旁的徐萍流泪了，她对记者说，爸妈如果不要他们读书，他们本可以过得好许多，也许像不少同村人一样靠勤劳盖起楼房。“在我们这个村里，只要有普通人家的孩子考上大学，几乎没有不会变得更穷的。”徐萍说。记者对这个村庄的调查也发现，尽管近年大学不断扩招，但这个村考上大学的孩子并没有多起来，近三四年来考上大学本科的只有三四个。受调查的农民们反映，他们不想因为孩子的大学费用而承受超出常理的负担。
所以父母的叹息日益成了徐萍“心中永远承受不起的重”。2001年，中专毕业的徐萍当上了一个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这一年她买了300包榨菜，吃了一个学期，全力省下工资作为三个弟弟的学费。
在这一年，父亲徐恩怀又一次病倒，却舍不得花钱动手术，只想把钱留作孩子们的学费。但徐萍决心为父亲的手术筹钱。村里一个贪觎上少女徐萍的人传话给她，只要把第一次给他就可以借2000元。“为了爸爸我差点想豁出去了，是姑姑劝住了我并借给我们家治病钱。”徐萍在给记者的来信中回忆。
1、 愿意为题材付出比别人更长的劳动时间；
2、 掌握好的方法。
因此，我的新闻观念最终会回归到最朴素的层面：对于新闻价值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学术思潮，而是记者本人。
《南方周末》以及中国新闻业的未来发展，都取决于对类似的常识的尊重程度如何。
4、目标
毫无疑问，我从来没有过进入一家媒体的中层或者管理层的念头。相当多的中国普通记者一旦年近中年，就会为未得晋升而感到焦虑，其中既有对自己前途的担忧，也受到周围人群对其能力的评价的压力。在我看来，记者的话语权受限，以及难以在工作中获得利益和成就感，是这一状况的根源之一。另一根源就在于，媒体的市场化程度仍然相当低，其内部生态仍旧维持着官本位的传统。
对我来说，做一辈子记者则远非不能接受的选择，如果这个职业我能做得好的话。
7岁时，我的姥爷问我：有三个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一个跪着，你要做哪一个？当时我回答说，我要坐着。我觉得坐着比较舒服，听上去地位也比较高。他说，坐着就不对啦，人应该站着，不欺负别人，也不受别人欺负。我花费了很多年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凑巧的是，当我明白时，我已经成了那个站着的人。
如今我提起这段往事，并无挑战“管理也创造效益”的格言的企图，我只是想说，在地位之外我还可以有其他追求。
我相信，双手劳动可以慰籍心灵，这是人生的要义。若想享受到生活中的欢乐，那么辛苦与逍遥缺一不可。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相信只有记者才是新闻业的核心力量。我相信在未来一些年里，国内的新闻行业会有更高层次的繁荣和提升，在业务层面上，能够为从业者创造丰富多彩的机会。对于记者来说，这种前景本身就是一种诱惑。
因此我的个人职业目标，仅仅是做一个好记者而已。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自己做到两件事：
1、 推动公共利益；
2、 写出优质新闻。
对于《南方周末》，我一直期望着它有更多的活力、激情和创造力。没有任何一份报纸值得人们尊重，除非它用行动证明了它的价值；也没有任何一份报纸能够长盛不衰，除非它不断汲取新鲜的养料，在时间中不停歇地生长。我想，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去推动这份报纸前进，哪怕只起到一点点作用，都可以说得上是可贵的成就。
因此我在《南方周末》的目标，就是与它一起做到最好。如果新闻行业的竞争是一场比赛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够拿到更多的冠军锦标。我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就是这份报纸已经不复光彩，我相信它仍有进取之心。
另外的目标是，当我离开这家报社时，我能告诉自己：可以去干别的去了，在此你已经尽力。
（注：本文系作者2005年为南方周末内部职称评定而写的业务总结报告。）
2002年春节前，基金会又一次来催债，要让法院来查封他们家的房子。徐萍陷入痛苦中，“那时我特别害怕以后过年时没有房子，大弟弟又读高三了，成绩很好，一定能考上大学。但学费至少要1万以上，怎么办？我压力很大，得不到解脱”。
一个“阿姨”借机怂恿徐萍去做小姐，她说当时“听不得父母的叹息”，“就瞒着家里人豁出去了”，“我想可能是我前世欠了他们的，所以今世要还债。而且身体是父母给的，我用身体去偿还欠他们的债”。
在亲情与忏悔间挣扎
徐萍回忆往事的时候语调冷静，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她卖身的第一次是和一个不到40岁的男人。在徐萍的记忆中，那天她是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带着赴死的决心走入房间的，“当时，我只是紧闭着双眼，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个木偶，任人摆布。木偶是不会痛的，但我的心跟着我的身体一起痛。”事后她得到了300元。以后每一次“生意”，她都会深深吸口气，安慰自已：“死就死吧，反正就半个小时。”
这样的日子被她形容为“周六到周日是魔鬼，周一到周五是天使”。她把攒起来的每一分钱都交给弟弟们交学费。她经常一天就是五角钱的豆腐加五角钱的豆芽，米是家里带来的，一天就消费一元钱。她那时“心很苦，被人鄙视轻蔑，但坚信‘冷的是苦难，暖的是人性’”。
“当和学生们在一起，我就找回了真实的自己。”徐萍说，她在家访时发现一对十来岁的姐弟，每餐晚饭吃的都是酱油炒饭，因为父母都打工去了，“我很心酸，就给了他们十块钱，叫他们买些榨菜鸡蛋的”。另有一个学生整天光着脚来上课，她在到城市接客的一个周末，为这个孩子买了双鞋。
到了暑假，她还会陷入深度焦虑中，因为暑假后常常就是三个弟弟将近2万元的学费，而她那时一年的教师工资不吃不喝也不足4000元，所以她在暑假时只得以更频密的卖身给弟弟们筹集学资。
就在2003年的一次接客中，她遇到了父亲一样年龄的工程师“文”。文同情她的经历，并且爱上了她，每月给她800元，并让她脱离这一行业。文还为她过了21岁的生日，她在蛋糕、红酒、玫瑰和铂金戒指间感动得不知所措：“原来做小姐的人也会拥有爱情，被他爱着宠着疼着感觉好幸福。”
但在和文相处半年后，她忽然发现自己得了性病，家里的财政依然紧张，这段时间她瞒着文出去接过客。性病是尖锐湿疣，她到医院里做激光治疗，“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下面都被烧焦了，全身都是汗水”。不久文知道了真相，他哭着走了：“徐萍，这次我真的不理你了。”她哭得死去活来，走到充满冬日阳光的街上，却再也“感觉不到温暖，心里冰了”。
几天后文出乎意料地回来了，给她带来了几支能根治尖锐湿疣的干扰素。治疗过程的痛苦超出了徐萍的想象，“晚上睡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全身好痛，不断地用头撞墙，不断地哭，不断地叫妈，把自己折磨到累了，能够睡着为止。”性病不再复发了，徐萍却悄然离开了一度想娶她的文，“因为我不想伤害他的家庭”，“曾经拥有过值得这辈子去感念的男人就够了”。
拯救
她的心被撕裂了，“为不使自已疯掉”，她就到宗教里找慰藉。最初她信了基督教，在牧师的布道声中，常常泪流满面。但她又觉得像她的行为可能会下地狱，所以信了教后反而更害怕。于是她又上“戒淫网”里找解脱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