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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
这封信发出去几天以后，耀邦同志约我谈了一次话。大意是说，这次讨论从发起到展开都是他负责指导报社做的，一切由他负责，希望报社照顾大局，照顾团结，也照顾他的困难，把这次讨论停下来。我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他很激动，一下站起来，对我大声说，发动由他负责，停止也由他负责，只希望我服从中央的意见，把这次讨论坚决停下来。我从没有见他这样激动过，我体会到他受到很大的压力，实在是万不得已，才违心地停止这次讨论。我也只能回报社说服编委会坚决停下来。于是这次讨论就这样中途夭折，也没有向读者作任何交待。
耀邦同志对这一讨论的重要性仍然紧记在心，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思想仍然坚持不放。过了一年多，在一九八一年初，耀邦同志又作了一个重要讲话，强调建设四化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根本问题在于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又发动了一次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重大讨论。人民日报根据耀邦同志讲话的精神，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发表了社论《伟大前程与实干精神——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态度》。社论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进行过两次重要的讨论。第一次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第一个讨论，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真理的标准不是领袖人物的只言片语，而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它破除了现代迷信，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对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作用。第二个讨论，解决了经济工作中一个根本问题：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摆在经济工作首位，对于摆脱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顺利地进行经济调整，起了应有的作用。现在我们提出实干精神的问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态度问题，是想进一步明确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经济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目的都是人民，是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一切为人民，一切也要依靠人民。人民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社会主义事业为了人的解放，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依靠人的奋斗。把这一点弄明确了，就能重视加强和改善人的工作，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从而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现四化，产生巨大的效果。”社论还指出：“社会主义应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变成了林彪、‘四人帮’宣扬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不只是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还要保证人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要建立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这一重要社论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开展了关于人民主人翁地位的讨论，很多基层单位也自下而上地进行了学习和讨论。通过这一讨论，进一步明确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创造精神，最后汇集到为社会主义实干的具体社会实践中去。
耀邦说，有的人把“人民是主人”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在耀邦同志发表这一讲话和发动这一讨论的两个多月前，胡乔木同志在社会科学院讲话时，竟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民是上帝”的思想（这话是毛泽东同志在《愚公移山》中说的）。他竟然举例说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今年的预算，结果这个预算还是要修改，以此证明是“人民犯错误”。在两年以后，一九八三年十月，他到人民日报社批判我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斥责一些人是“人民崇拜”，说中国人口搞得这样多，不是毛主席不听马寅初的劝告，而是人民犯了错误，是很多人都想多生孩子。这话，引起知识界的讥笑。
耀邦同志对人民主人翁的思想，同乔木同志的思想是鲜明对立的。这就更容易理解耀邦同志在这年十一月二十日所作的《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报告的精神，以及胡乔木同志二月十六日针对耀邦讲话为什么会表现出那样反感的原因。
对这两次讨论的态度，不仅表现出对待人民的两种思想，而且表明在处理这两种思想矛盾时，乔木等同志所采用的手法都不是真正同志式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这种不正常的手法又反过来表明这两种思想矛盾的尖锐程度，更明显地暴露了左倾力量同人民存在势不两立的矛盾。他们在哲学上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在政治上批判人民的公仆异化为人民的主人，在经济上批判解放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权利，在新闻上批判强调人民性。
5．说到这里，我还得拉回到提出“四个坚持”时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思想分歧。
当时，很多同志都认为提出“四个坚持”有利于挽回十年动乱后几乎丧失殆尽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知识界和青年中，的确存在很严重的“三信危机”，对党、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大大丧失了信心。这自然是因为二十多年的左倾错误和十年极左路线把我们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糟蹋得面目全非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经过十年动乱本来应该猛醒过来，痛改前非，认真总结惨痛教训，批判过去的错误，特别是批判毛泽东同志后期的错误思想，不仅在思想理论上进行纠正，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痛改前非，才能真正达到逐渐挽回“三信危机”的目的。可惜，当时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胡乔木，甚至包括某些高层领导人，并没有真正猛醒过来，仍然摆不脱过去那一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仍然用老一套的办法来企图维持早已丧失的人心。他们不把眼睛盯在党的工作和领导干部作风的拨乱反正和除旧革新上，以挽回人民群众的信心，而是把眼睛盯着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广大青年，责怪他们不应该丧失信心。当时，全国人民热烈庆贺粉碎“四人帮”，热情希望新的当权者切实总结惨痛教训，坚持进行拨乱反正，陆续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赶快解放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批老干部和一切受害者。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热情奔放地集会庆贺胜利，揭发检举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上访申诉冤情，一时，各种群众性的活动风起云涌。应该看到这是广大人民对党和政府从失望转向希望的表现，是人民的觉醒，是国家的勃勃生机，是大好事。不可否认，在这中间，当然免不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两种反动势力妄图兴风作浪。一种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死党余孽，他们仍然打着“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走资派”的招牌，妄图维持封建法西斯专政；另一种是国内外其他反动势力，在趁机宣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企图动摇人民的信心，阻挠拨乱反正。显然，第一种反动势力在当时是相当强的，是主要的；第二种反动势力是极少数敌对分子的阴谋活动。可惜，我们某些高层领导人在反对“两个凡是”时，看不到那股极左势力正是“两个凡是”的同盟军，反而夸大其他敌对势力的危险性，甚至把广大青年要求彻底肃清“林江反党集团”的余毒，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要求拨乱反正，除旧革新，也看成是少数坏人煽动起来的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对于人民集会、上访、贴大字报等正当活动，不是站在群众的前面欢迎，保护其积极性，将其引上安定团结的正道，而是忧心忡忡，惶惶不安，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去加以压制和打击。
而胡耀邦同志在这时却是比较清醒的。在对待当时西单民主墙的群众运动时，他尊重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这时，他呕心沥血，做了很多工作：一、加强党政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热情接待上访群众；二、加快平反冤假错案；三、加紧立法，对群众集会游行、上访请愿等立了临时法规；四、加强宣传，坚持正面引导；五、布置几个单位派人深入群众团体做工作。在第四第五两方面耀邦对我作了特别的指导。他专门找我谈过话，他说：我们党历来都主张站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反对站在群众之上，他要人民日报社派出几位可靠的同志深入到几个群众自发组织的内部去，引导和影响他们不要误入歧途，同时对一些用心不良的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还亲自找这些同志听汇报、作指示。后来，那些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污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