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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7日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致电重庆人民：
五年中有四个寒暑，中国实际上是单独抵抗侵略，单凭着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对抗侵略者的军队飞机的进攻。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可是它却经历了足有五十个敦刻尔克而仍然坚定不移！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特地委托他携带一幅精美卷轴赠与重庆人民，内书颂词，对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极尽赞誉之辞：
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1947年10月10日，中国惟一一座全国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在原“精神堡垒”旧址落成，定名“抗战胜利纪功碑”。是日，重庆市政当局、各界人士和学生团体数万人参加揭幕典礼。这座纪念碑用钢筋水泥建造，在战时若投五百磅重量炸弹于十米内，亦无法摧毁，十六英寸平射炮亦不能射穿碑壁，碑身至少可存百年之久。碑顶设有标准钟、警钟、探照灯、风向器、风速器、方位仪和瞭望台，“胜利走廊”刻有罗斯福总统赠与重庆的卷轴译文，八面碑座石壁上刻有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的颁令全文，以及时人所写《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
重庆建为陪都，巍然系中华民族之枢机，国际舆论目重庆为战斗中国之象征，其辉光实与历史同永久。……虽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然而百万市民，敌忾愈强，信心愈固，物力财力之输委，有逾于自救其私，实造民族精神之峰极。古人有言：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重庆之所以无忝为陪都，不仅以其地理形势使然，亦此种卓越之精神有以付之也。……后世史家，循流溯源，将知重庆之于国家，实不止八年之献效已也！
抗战首都是中国人民一份厚重的历史遗产，其经验也丰富，教训也深巨，启示也久长。值此云谲波诡的变世，客观公正地反思和评价其历史意义，正面转化并光大其历史内涵，以利于中国的今天，是历史和未来向我们下达的共同律令。
抗战首都诞生于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是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国家理念迅速更新的产物。中国人第一次不分彼此地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同呼吸，共命运。所有的党派、所有的阶级、所有的集团、所有的主张、所有的承诺，都只有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会民主、精神自由的旗帜下，才有存在的资格和未来的希望。攸关民族存亡的神圣抗战使一切政权之争、党派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和恩怨是非之争相形见绌。一切主义、学说、思潮和制度对于中国，都只能是工具和手段。中国人，无论士农工商兵，都只有在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祖国，才有个人的幸福和前途可言。一名中国领袖，必须永远意识到，他是五千年历史的继承人，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亿万国人的公仆，是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阵营中的一员，而不仅仅是几十年历史的匆匆过客和某部分人的代理。令人欣慰的是，1998年5月4日，新四军老战士、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参观了重庆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云岫楼”，并挥毫题词：促进祖国统一。这是姗姗来迟却明白无误的信息：抗战首都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遗产，完全应该且能够为包括国家统一事业在内的现代中国的缔造发挥独特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
抗战首都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完成北伐以来第二次合作的中心城市。作为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两支最大的武装力量，国共两党两军毕竟同属一个民族、同属一个时代。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人士在重庆期间，遵循中共中央所提“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是团结御侮、民主协商、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楷模。他们是赤诚的爱国者和纯正的革命家，目睹过日本的富国强兵之法，感领过法国大革命的流风余响 ，沐浴过俄国十月革命的洗礼。为了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幸福，他们揩干净十年内战的血迹，收拾起万里长征的行囊，抖落黄土高原的泥土，作别太行山的密林，濯足嘉陵水，结庐红岩村，创立了传诵四方的“红岩”精神：爱国、团结、奋斗、奉献。同时，从1938年中共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国共合作原则正式编入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在重庆正式建立办事处，中共《新华日报》正式登记注册公开发行，到1941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1943年毛泽东特使林彪赴渝以及1945年毛泽东本人赴渝八年期间，重庆是除延安外中共政治局委员最多的城市，前后有数百名中共人士来到重庆，周恩来更是数十次往返于延安与重庆之间。应当公正指出，尽管存在类如皖南事变那样的恶性事件，存在着磨擦、矛盾、误解和冲突，国民党当局对中共人士还是基本上做到了以礼相待，长期生活、工作在重庆的中共人士获得了基本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境遇，国民党当局基本没有动用其法律和政权机器加害中共人士。揆诸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武装对抗，抗战后三年内战期间两党两军针锋相对的战争较量，以及1949年后两党隔海对峙、战火不断的敌对关系，陪都重庆时期两党始终能够本着“兄弟睨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和相忍为国的民族大义，维护和坚持基本的团结合作局面，从而最终取得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显得格外来之不易，格外弥足珍贵，格外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而在林彪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江青插手中国文艺界、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六十年代初问世的小说《红岩》，则是以川东地下党和华莹山游击队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终不能取代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居住红岩村时期体现的“红岩”精神原型，也不能抹杀抗战陪都时期国共两党共赴国难的史实，更不能以此尘封甚或否定抗战首都的历史功绩和伟大精神。在和平与发展正日益取代战争与造反的当今世界，在中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和全面复兴的历史关头，一切继续鼓吹和渲染中国人之间自相残杀，强化和扩大中国人之间仇恨和分裂的言论，肯定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不符合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历史曾将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任降于重庆，重庆以其巨大的牺牲和卓绝的奋斗报效了这一最高垂顾。历史又给予重庆惟一的契机，希望这座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城市，能继续导引国家走出君主专制、极权独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循环，踏出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康庄大道。然而，重庆错失、辜负了历史的第二次偏爱，在严酷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面前，重庆交出的是一份令人扼腕长叹的答卷。
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四十三天中，中国国民党主席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举行了举世关注的重庆谈判，就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三项重大政治原则进行了深入的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延安和重庆以及国内所有舆论对重庆谈判给予极大关注，认为“中国前途的发展和国内和平的保持，有赖于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创始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教导的精神之下团结合作。在这中国的转折时期，两党领袖已在采取措施来克服旧日的纠纷，并共同讨论当此日本武装溃败和日本投降所引起的中国新的任务，这就是国民党领袖和共产党领袖在重庆谈判的开始”（苏联《红星报》）。“蒋主席和毛泽东宣布会商已经得到基本的协议。新谅解似乎可能成为建立新中国国家团结统一的基础。”（美国《纽约时报》）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再次就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