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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
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
重庆成为抗战首都既为国民政府决议，更为日寇的轰炸和重庆人民的精神所奠定。时人于此曾多所论列，此谨略取三则，以飨今人：
中国的潜力是不可测的，重庆的潜力也是不可测的。过去，外来人看到重庆，那种小上海式的奢靡，都说这里并不像一个能够吃苦的抗战首都。到今天，外来的人又在表示惋惜，说重庆城一片废墟，这种凄凉，在前方也并不多见。伟大的重庆代表着独特的中国作风，他在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的灾难。现代化的武器虽然可以摧毁气候、沙漠、海洋、山岳四大天险，却摧毁不了在死中求生的决心与意志。
四方仰望着的重庆，实在已逐渐成为中国的心脏与脑髓，堪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陪都是一个巨大的电池，如果指挥得法，他可能吸引着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意志，将他有强力的电波，指挥着全国。两年来的大轰炸，好像是有意给陪都一个试验。肉眼看不出的潜力，习俗中找不出的坚毅，都在全世界的隆重赞叹声中，走上了命定的光荣之途。重庆带上了伟大的花冠。
所有的中国人注视着它，所有的中国人向往着它，这是我们无可再退的堡垒，这是我们的耶路撒冷。
从世界地图观之，重庆向东南可通往太平洋，向西南可通往印度洋，向西北可通往欧亚大陆，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及中亚大陆三方之人力物力，咸辐辏于此。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曾从中国和亚洲战局出发，概述重庆的战略地位为：“以四川为中心，以西北诸省为左翼，以西南各省为右翼，西南、西北两大国际路线，均以新陪都为其总枢纽。”
1941年6月5日，德国入侵苏联前十七天，日机持续轰炸重庆达三百余分钟之久，酿成死伤人数逾三千人的“大隧道窒息惨案”，震惊中外。
1941年7月30日，“珍珠港事件”前一百二十七天，日机继1939年5月28日、 1940年10月25日后，第三次轰炸泊于长江南岸的美国舰艇，并第三次声称是“误炸”。
1941年8月30日，日本海军战略轰炸司令兼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亲率二十七架轰炸机，低飞席卷式轰炸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云岫楼”，几乎一举消灭正在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中国国家元首和各战区长官、参谋长。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二十二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壁残垣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蜚声中外的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精神堡垒”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
中外众多人士正是从日本狂轰滥炸的重庆看到了中国的精神和力量。1940年8月19日、20日两天，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肆虐的“地狱式轰炸”，蒋介石在南岸黄山远眺火海中的重庆时，感叹重庆市民“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著名金融家康心如在《大公报》撰文道：
目前敌机无分昼夜袭击重庆，每次均投掷多量之炸弹或烧夷弹，其目的在屠杀我非武装市民及造成恐怖空气。据汉口敌军事发言人之自供，三个月内敌机袭渝三十八次，现则已逾四十次，出动飞机三千三百架（累积计算），投掷炸弹二千五百吨。现在敌轰炸重庆，显然又入一新阶段，彼妄图对重庆作毁灭性之轰炸，昨（二十）前（十九）两日及夜间在血水中之惨景，吾人既身受之，即永不能忘。……换言之，即重庆市民决不因空袭而动摇其坚强不拔之抗战意志是也。敌在重庆所作之暴行，惟有无限增强吾人敌忾同仇之心，此殆为敌机滥炸惟一之收获。吾人均知吾人正在苦难之中，然吾人须以热情鲜血及忠诚之服务报效国家，无稍更改。敌或欲妄图毁灭重庆，然吾人则深信重庆断乎不致沦为废墟，倘即成废墟，吾人亦必决心在此光荣之基础，重建未来之光荣。余深信重庆乃不可征服者，亦犹全中国其他地区之不可征服相同。“威武不能屈”，盖为吾民族数千年文化之传统教条，重庆市民正为此种精神之传统的继承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各国首都中，重庆成为最早、最久、最多的远程战略轰炸目标，成为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界线的“无区别轰炸”的滥觞，成为战争手段和战争哲学恶性转变，远程运载工具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将整座城市作为人质和对象的毁灭性恐怖轰炸的开端。这个开端，清晰地通向德军轰炸伦敦、英军轰炸柏林、美军轰炸东京、美军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以及战后各次战争中同类手段和同类性质的远程战略轰炸，直到2001年9月11日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国纽约世贸大厦的劫机轰炸等“空中屠杀”，在战史上它们都与“重庆大轰炸”保持着逻辑继承关系。
“重庆大轰炸”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是日本军国主义严重越出人类战争（包括侵略战争）基本界限的极端野蛮、特别残忍的战争行为。“重庆大轰炸”对人类战争性质和战争手段的演变升级则更具有启示录式的影响。
重庆以其特有的天地山河结构和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迭被磨难，历经轰炸，屡遭危迫而固若金汤、巍然耸峙，可谓自然浑成，天佑中华。
除开早逝的鲁迅、皈依佛门的弘一法师和滞留南洋的郁达夫外，中国文化艺术界几乎所有泰山北斗和才子佳人都曾领略过巴山渝水的雄浑浩淼，在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在民族血脉的创痛和勃动中，垒筑起中国战时文艺复兴式的高岗。在文学、艺术、诗歌、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和哲学、史学、法学、教育、出版、新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民族学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农林、考古、工程、建筑等人文、自然、社会诸领域，学派林立，大师辈出。郭沫若、老舍、林语堂、茅盾、曹禺、梁实秋、谢冰心、田汉、胡风、巴金、夏衍、柳亚子、孙伏园、阳翰生、张恨水、骆宾基、萧军、萧红、安娥、孙师毅、曹靖华、朱生豪、伍蠡甫、梁宗岱、柳无忌、陈纪滢、赵清阁、陶百川、潘公展、肖同兹、邵力子、胡小石、卢翼野、陈望道、楼光来、张士一、臧克家、艾青、邹荻帆、史东山、郑君里、于伶、陈鲤庭、陈白尘、洪深、金山、赵丹、项堃、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魏鹤龄、宋之的、司徒慧敏、吴祖光、黄宗江、凤子、徐悲鸿、张大千、张书旃、王临乙、傅抱石、潘天寿、关山月、李可染、陈之佛、吕凤子、丰子恺、林凤眠、吴作人、刘开渠、黄君璧、雷震、吴景洲、宗其香、特伟、丁聪、尹瘦石、庄子蔓、贺绿汀、郑志声、蔡绍序、马思聪、熊十力、梁漱溟、方东美、宗伯华、汤用彤、张君劢、陈寅恪、唐君毅、冯友兰、贺麟、杜国庠、侯外庐、朱光潜、孙本文、言心哲、许德珩、柳诒徵、胡适、顾颉刚、朱希祖、翦伯赞、吕振羽、黎东方、邓初民、徐中舒、周谷城、蒙文通、商承祚、张伯苓、罗家伦、晏阳初、陶行之、黄炎培、梅贻琦、谢循初、吴铸人、马寅初、潘序伦、章乃器、张知本、马洗繁、沈钧儒、史良、张友渔、马星野、顾执中、吴南轩、潘菽、程沧波、王芸生、陈铭德、欧阳竟无、太虚法师、邓子琴、何鲁、孙远光、郭坚白、柯召、郑行芬、吴有训、吴健雄、严济慈、吴大猷、张文裕、任之恭、周钧时、吴子方、任鸿隽、侯德榜、张洪元、付鹰、林一民、冯简、陈章、 胡庶华、罗冠英、顾毓秀、茅以升、胡焕庸、张其昀、沙学浚、竺可桢、李四光、朱森、戈定邦、秉志、童第周、卢于道、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