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重庆还是长江、嘉陵江和全川江河汇合之地。取之不竭的水源足以支持所有军需民用和舟楫运输。浩荡川江给予栖息战斗于斯的陪都民众的馈赠和启示，曾在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上海音乐家贺绿汀合作的《嘉陵江上》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忧愤诗和思乡曲。
重庆雄峻攸险，山高水长。沿江建门设渡，城内雄关错落，垣碟起伏，登高环顾，涂山、真武山、狮子峰、缙云山、华莹山、歌乐山、铁山坪、平顶山诸峰，苍黛耸翠，如罗屏障，形胜所至，无处不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天地氤氲之间，云横雾纵之处，别有大气吞吐。
1876年（明治九年）春，日本国驻清朝公使森有礼、书记官竹添进一郎，继十四世纪中叶即1357年日本僧人释雪村入川五百年后，离京入川，由蜀至巴，写成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开山之作《栈云峡雨日记》。竹添以高度洗炼、成熟老道的汉文描摹巴蜀大地，加以日本维新政府总理伊藤博文题写书名，清朝钦差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作长篇“叙文”，此书更成为日中两国博学有识之士共同首肯的珍稀之作。竹添终于站到鸟瞰重庆的南山高地时，正值雷鸣电闪，豪雨狂风，他的第一印象是：
重庆……依山为城，高而长，如大带拖天际。
离渝之际，他又作诗一首，以作压卷：
盘石擎城耸半空，大江来抱气蒙蒙。
山风带热水含毒，身在蛮烟瘴雨中。
重庆自古世风淳厚，民气刚烈，从无割地求荣的变节耻史，只有巴蔓子将军“头可断，地不可失”的骨血禀赋；从无开关延敌的汉奸国贼，只有蒙古大汗折鞭殒身的“钓鱼城”。1858年，法国传教士凭借《中法天津条约》开始在重庆修建教堂；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派员“驻寓”重庆；1890年、1895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和《马关条约》签订后，重庆正式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成为西方列强通向四川乃至西南的“门户”，也成为“灭清、剿洋、兴汉”的义和团中坚和“点燃辛亥革命之火”的四川保路运动的重镇。重庆又是中国内地近代风气早开之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留日、赴法勤工俭学青年，重庆便居全国之冠。1911年11月23日，重庆率先独立于清朝，成立“重庆蜀军政府”，孙中山撰文盛赞“四川前后运动起义者甚众”，“惟蜀有材，奇俊瑰落， 自邹（容）迄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岷江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礴江千狱，俊哲挺生，厥为世率。虏祚既斩，国徽永建，四亿兆众，同兹歆羡”。近代重庆、四川孕育了众多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杨锐、刘光第（戊戌六君子）、邹容（《革命军》作者，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孙中山追谥为中华民国陆军大将军）、朱之洪、杨沧白、黄复生、熊克武、夏之时（重庆蜀军政府领导人）、吴玉章、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邓小平、赵世炎、杨闇公、张曙时、漆鲁鱼（中共革命家）、廖平、吴虞、郭沫若、李劫人、巴金、张大千、蒋兆和（反帝反专制文化人）、刘湘、饶国华、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章（川军将领，阵亡或殉职抗战）。八年抗战，川、渝子弟三百余万奔赴前线，牺牲、负伤、失踪七十余万，中国军队阵亡将士中，川渝籍将士居五分之一。
如此富于爱国传统、民族气节和英雄本色的人民，自不会惮于牺牲、陷于私利、溺于安乐。
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重庆和四川人向来无狭隘地方主义和由此滋生的排外传统。自张献忠屠戮川人、“湖广填四川”后，四川人口流动一直居内陆各省之首。四川话属北方方言语系，川人与从东北到广东沦陷区迁川难民不难沟通。作为战时移民之都，重庆人在血缘、骨相、气质、习性、思维、生活方式都兼有中国南北东西特性。凡当年寓居重庆的“下江人” （特指沦陷区民众与人士）无不称重庆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称道重庆和四川人民的热忱、慷慨、坚韧、淳朴、勤劳和忠勇。
1898年，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力主迁都。他沉痛陈辞：面对日本帝国的“胁制”，中国若要免于亡国灭种之虞，必须迁都。
1912年，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将中华民国首都定于“虎踞龙蟠”的南京，却又担心这座六朝古都“一经国际战争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应在内地建立一个陆都。
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中执委全会，曾通过《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案》，案拟“以长安为陪都，以洛阳为行都”。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一切。1937年9月12日大同失陷，11月9日太原不保，西安危若垒卵。南京弃守前后，蒋介石盱衡日军“立体作战”和“制空权”优势及攻守兼顾各项因素，方最后确定四川为抗战大后方，择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
有近千年历史的重庆似乎就伫候着成为中国战时首都的历史一刻。历史表明，这是不幸中国之大幸，这是重庆的至高荣耀，这是天意。
1937年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南京蒙尘之际，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首次正式提议：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借以争取战略退却之主动地位，力避全盘溃败之忧。次日，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决定接受提议，迁都重庆。
11月7日，中国战时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最后在南京中山陵防空洞决议：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军事委员会驻节前线就近指挥抗日军事，国民政府远离战区，西驻重庆。
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最重要战略抉择——抗战迁都的法律程序终告完成。
1937年11月17日凌晨，南京。
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千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登载内河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首途重庆。
1937年11月28日，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发表《欢迎国府主席暨各委员莅渝告民众书》，对国府移渝表示衷心拥护，“誓率全市人民，以血与肉，拥护中央，抗战到底”，号召重庆各界“在长期抗战的决策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去和倭鬼拼个死活，以争取国家民族最后生存的胜利”。
三日后，前方将士和中外各界才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中获悉：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称：“此次抗战，本来要长期，国府在任何地点发号施令，都是一样贯彻于全国。重庆是庆祝复兴，我们谨祝此宣言为中华民族复兴之开篇。”
二十三天后，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失据，三十万南京市民惨死日军屠刀之下。日本宣称，“皇军在外国首都入城乃有史以来盛事”，“攻占中国首都，对于解决中国事变具有最大价值”。
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强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同时“取消暴动政策、赤化运动、土地政策”，从而“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蒋介石则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中表示：“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现阶段需“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中国不但为保障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战，亦为保持世界和平国际信义而奋斗！”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报告中指出，中国国民党“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伟大的领袖，有广大忠忱爱国的党员”，因此，“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抗战建国最终是要“建立一个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