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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绕了一大圈，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证明《告别五千年》中的“五身段”说决非比喻了。我认为基本需求的项目和顺序不仅依人的个性（如马斯洛所言）、年龄（如孔子所言）、性别（无须举例）而有所不同，而且会依民族文化的根性而有所不同（如罗斯福所忽略）。正如每个人的个别天性可以归纳为“个性”一样，每个民族的群体特性则可以归纳为“民族性”。为了避免种族主义之嫌，有人主张族群没有一般倾向。但种族主义者强调民族性是指差别的先天性，我强调民族性则是指差别的后天性，即文化特性和传统特性。我的观点与种族主义者的差别是：种族主义者认为族群有先天的特性，而我认为先天的特性只存在于个体之中，不存在于族群之中——存在于族群中的先天共性必是全体人类的先天共性，无须强调。此族群与彼族群不同的共同特性，一定是后天的、环境的、文化的、传统的。个体的天性有更多的先天成分，很难改造，而且也没有必要改造，除非是个体借助外力主动自发的自然改变，则纯属其个人自由。但群体的共同特性有更多的后天成分，因而不仅可以改造，对有进取心的落后民族而言则必须改造。但改造民族性应该是全体国民达成共识后的集体努力，而非以个别政治领袖的主观意志为标准加以强制改造。总之，个体的先天个性，应该“上帝的归上帝”；但群体的后天特性，却不能“恺撒的归恺撒”——因为现代文明的普世公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恺撒合法地存在。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告别五千年》中探讨了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的后天特性或曰传统特性。“五阶段说”正是我长期思考中华帝国衰亡史后作出的概括。采用肢体标志，是为了使这篇面向大众的哲学随笔中的思想得以形象化，既非随意的比附，也不是无意的巧合，而是“以人为本”的实证主义。任何理论，如果不以对象的客观存在为据，必定是凿空之谈、虚幻之说。“五阶段说”其实就是我的“五大需求说”，但在撰写《告别五千年》时我丝毫没有想到过马斯洛、罗斯福或孔子、庄子，我的思想总是从现实中来，而非从别人的思想中来。现在列举上述他人的思想，只是为了说明：我的形象化表达，都是穿着文学外衣的哲学思想。
我认为，人的基本需求必定与人的身体构造一一对应（正如音乐之审美对应于耳，美术之审美对应于眼），把“五阶段说”称为“五身段说”，并非不负责任的文学想象，而是坚实缜密的哲学思考。若非如此，我宁愿放弃形象化的表达，使用抽象枯燥的概念。因为对哲学来说，准确表达是第一要义，形象化可求则求，不可求则不应强求。以下我将分别把五个形象的身段，还原为五个抽象的概念，并与马斯洛和罗斯福相参照。这五个抽象概念，正是当代国人应该努力追求的五大需求或五大自由（但我把“生理”细分为“食”、“色”，所以实际上也是四大需求和四大自由），它们在中华帝国的不同历史阶段，曾经依次成为最迫切的基本需求——按时髦的说法叫“时代精神”或“时代主题”。另外必须注意，我的排序从高至低，与罗斯福的排序相同。而我的后三项（即马、罗的后两项），却与马斯洛相同而与罗斯福相反。理由非常简单，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我一贯旗帜鲜明地引庄子为同道，我是天生以个体为思维出发点的道家者流。
在《告别五千年》中，“头脑”代表超越性的精神发展的需求，相当于罗斯福列首位即最高级的“思想言论的自由”和列第二即次高级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又与马斯洛列第三即次高级的“归属和爱的需求”、列第五的“求知需求”、列第六的“审美需求”相当。先秦时代是中国人的头脑最发达的时代，而头脑的重要性是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这一时代的民族英雄是“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庄子和具有中国人几乎不可能有的逻辑头脑的公孙龙。
“胸膛”代表世俗性的意志发展的需求，如权力、尊严等。这一需求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中没有恰当的对应物（这可能与民主国家元首很难满足领土野心且不能公开张扬权力意志有关），但部分相当于马斯洛列第四即最高级的“尊重需求”。然而在秦始皇之后的中华帝国史中，只有帝王一个人可以有这种需求（中华帝国的教父韩非曾加以邪恶而雄辩的论证，参见拙著《寓言的密码》），因而先秦以后的中华帝国实行的是只有一个人享有为所欲为之无限自由的普遍奴隶制，其他人则完全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由于中国帝王的“尊重需求”在帝国疆域内已达到顶峰，因而“追求”进一步满足的惟一路径就是要求异族的“尊重”，即扩展版图。中国臣民的“尊重需求”被压抑之后，这一“基本需求”当然不会消失，荣誉感强的中国人就非常符合家奴身份地把主人即帝王的“尊重需求”当做自己的“尊重需求”，因而渴望“为王前驱”、“修齐治平”。这一愿望在战时往往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化装满足，这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崇拜的民族英雄主要是“胸膛”型英雄如汉之卫青、宋之岳飞的原因。我并非不崇敬他们作为个人的优秀，但我要质疑的是：为什么先秦以后中华帝国再也没有“头脑”型民族英雄（参见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都被视为英雄），而只有单一品种的“胸膛”型民族英雄？中华帝国史的胸膛时代自秦汉始，至隋唐终，终结于汤因比《历史研究》所谓的“第二帝国”。这一时期的中华帝国已经没有“头脑”型民族英雄，因而只能从《山海经》的神话中找一个没有“头脑”仅有“胸膛”的民族造型：刑天。
顺便一提，真正的民族英雄一定是腰部以上的民族英雄，腰部以下纵有长技，只堪做民族造型、民族耻辱、民族败类。而只有头脑英雄才可能是丰富多彩的，胸膛英雄不过是简单重复，徒增数量记录而已。唐代以后，在中华帝国的天空下，连帝王也不再有“胸膛”，况且“天下一家”别无分店，因而再有豪气的臣子如辛弃疾辈也无处可借“胸膛”。
以武曌践位、禅宗创立和安史之乱为界，中国人进入腹部时代。“腹部”代表食欲，相当于罗斯福列第三即次低级的“免于匮乏的自由”，也相当于马斯洛列首位即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食、色）之前一半。如果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始于中华帝国的养父孔子，那么到了宋代以后这一倾向才真正达到了荒谬的顶峰。这是一些当代中国知识人愿意托生宋朝的重要原因。无法想象有头脑和胸膛的人会愿意生在那个朝代。“杯酒（腹部）释兵权（胸膛）”，历史老人是多么富于幽默感啊，连真实的历史事件都如此“凑趣”地要证实我的五身段说。然而这一疯狂满足“生理需求”的时代，人民却并没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广大中国农民更难以充分地享有这一“自由”。这一时期的中国人不仅不再有头脑的超越精神，而且也没有胸膛的世俗气魄。这一时期最恰当的民族造型可以从中国式佛教（已没有任何超越精神，与“归属需求”毫不相干）中找到：傻笑的大肚弥勒。
降至元明，随着首遭异族全面征服，中华帝国的历史进入“胯部”时代。“胯部”代表性欲，相当于罗斯福列第三即次低级的“免于匮乏的自由”，也相当于马斯洛列首位也即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食、色）之后一半。许多民族都是在被异族征服后皈依上帝的，如罗马帝国铁蹄下的“外邦人”都皈依基督教，蒙古帝国铁蹄下的中亚人都皈依伊斯兰教，西班牙帝国铁蹄下的印第安人都皈依天主教，犹太人则在失去祖国后坚守犹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