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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斯随即坐在我的“梦我”面前,喂它吃某种象壳类早餐食物的东西。我批评性的自己随即变得不高兴起来,几乎觉得那梦是没价值的。然后赛斯对批评性的自己说:“这是象征性的……供思考的食粮……比你知道的复杂得多,并且非你了解的你任何一部分所能了解。”梦自己立刻变得平静了,几乎象被催眠了似的。批评性的自己则一直在想,这不可能在梦里发生。
赛斯又开始讲话,而我批评性的自己开始消失。我问:“赛斯,我有没有一天会了解这个?”答案遗失了,不过我感到在我听不到的讲课里收到的“新知”正在治愈我,而做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我则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当我醒来时,我的肩膀、手臂和手都完全轻松自由了。皮下的肿块我的医生称之为钙肿块仍在。但几个月来,我第一次能毫无困难地动我的肩膀。我也能伸进我的裤袋。我面部皮肤有些面皲,连同发作了三周的痉挛,也都消失了。
在结尾时,苏补充说:“当然,梦我只是那起动力。我的内我一直知道该怎么做。或许它只是忘了如何维持一个整齐的档案!”
在此,赛斯有没在梦里对苏讲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于一个梦,症状消失了。她曾担心那症状,而向她的内我求助;而那个梦是她的答案。当然,苏的无意识很可能采取了一个权威人物的样子,以使有关攻击性的资料以最大的冲击力传了过来,而用赛斯做为名义上的头头(如果你想要相信赛斯是我无意识的产物,那么你必须承认,对别人无意识的目的他颇有帮助,并且对他们具有一种真实性,与他和我的关系无干。后来的例子将使这一点很清楚)。
赛斯会称苏的梦为一个治疗性的梦,而他用了许多堂课来谈梦与健康,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过,在我们研究治疗性的梦之间,我们有必要了解,我们为什么会有症状。生病有没有明确的理由?照赛斯说,答案是“有”。
谈疾病和行动
(摘自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一六四节)
疾病可被视为阻碍性的行动,代表能量的实际阻塞,行动转入对此人格而言并非最有利的管道。能量显得是浓缩的,并且转而向内,影响了整个系统。它们代表分枝;除了从形成人格架构的其他行动的观点来看,否则疾病本身并不必然有害……
实际上可为人格利用的某部分能量,被消耗在维持这阻碍行动或疾病上。那么,很显然,能被用在对人格系统做为一个整体较为有益的行动上的能量便较少了。
按照在疾病背后原始肇因之起动力及强度,情况有种种不同程度的严重性。如果起动力很强大,那么阻碍性的行动会是比较严重的,为了其自己的目的阻塞住巨大的后备能量。它显然变成了人格的心理结构、身体、电性和化学结构的一部分,甚至多少侵犯到梦系统。
(在此赛斯解释了许多人常觉奇怪的事:如果疾病是有害的,而我们也知道,那么为什么健康不佳的状态有时候留连不去?)
有时候,疾病被人格暂时接受为自己的一部分,而这即为其危险所在。它不仅是象征性地被接受,而我也不是以象征性的说法在说。疾病往往相当真实地为那人格架构接受为自己的一部分。一旦发生了这事,冲突立刻开始发展。“自己”不愿放弃它自己的一部分,既使这部分在作痛或处于不利之境……
(这有严重的涵意。显然,治愈一种疾病最容易的时间,是在它被接受为自我形象的一部分之前。赛斯在这节里继续解释征候的持续,及我们为何接受的其他更深层的理由。)
首先,疼痛虽令人不快,它却也是由与加速的意识边缘相擦而熟悉自己的一种方法。任何一种升高了的觉受,不论它是否舒服,对意识都有某种程度的刺激性效果。即使当这刺激可能是令人屈辱的不愉快,心理架构的某个部分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接受它,因为它是一种觉受,而且是个鲜明的觉受。这种对于痛苦的刺激甚至也予接受是意识之本质的一个基本部分,并且是个必要的部分。
甚至从这样一种刺激的一个迅速而自动的排拒或退缩,在其本身,也是意识认识它自己的一个方法。自我或会企图逃避这种经验,但行动本身的基本天性是认识它所有面向的自己。以一种很深的说法,行动并不分辨快意和痛苦的行动。
这些分辨在后来才在发展出的另一个层面出现。但由于人格是由行动组成的,它在其内包含了所有行动的特性。
(赛斯继续描述形形色色的意识对痛苦的刺激反应的方式,最后宣称:在最深的细胞层面,所有的觉受的刺激都即刻地、自动地,并且快乐地被接受,不论其性质为何。在这层面,并不存在着对威胁的体认。“我”的分化尚不够明确到会害怕毁灭。)
在此,行动认知它自己,并且体认到其基本的不可摧毁性。它不怕毁灭,因为它也是新行动将自其中演化出来的毁灭的一部分。
具身体结构的复杂人类人格已演化出一个高度分化的“我”意识,它的特性原本就会企图保持“本份身体”的明显界限。为此之故,它必须在行动之间做选择。
但在这圆熟的完形(gestalt)之下的,是它存在较单纯的基础,而的确包含了对所有刺激的接受,非如此则不可能认清身分。没有这种接受,身体结构绝不能维护住它自己,因为其内的原子和分子经常接受这种刺激,甚至欢喜地忍受它们自己的毁灭。它们在行动内觉察到它们自己的与之分离,以及它们在行动内的实相。
现在你们该了解为何甚至阻碍性的行动也能被人格如实接受为它自己的一部分,以及如果想获得任何进步的话,为何必须要努力怂恿人格去放弃它自己的一部分。
不过,我们也被人格的几个特性所助,就在于它是一直在改变的,而其弹性会很有益。我们只不过想改变人格的能量移动的一些方向。人格必须了解,一种阻碍性行动对整个结构来说,是一种困苦,而且自己的这个特定部分对原始人格而言并非必要。接受这阻碍性行动的时间越久,问题便越严重。
(但疾病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好的目的呢?照赛斯所说,是可能的。)
人格的整个焦点可能由建设性领域转变为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疾病的地方。在这种情形,疾病往往代表一个新的使之团结的系统。如果人格的旧团结系统损坏了,疾病,被用为一种暂代性的紧急措施,可以维持住人格的完整性,直到一个新的建设性的“团结原则”取代了原来的。
在这种情形,疾病不能被称为一个阻碍性行动,除非在目的已达后它仍滞留不去……即使在那时,你在未知全部事实时,也不能遽下判断,因为疾病仍能给人一种安全感,被留在手边做为随时可用的紧急设备,以防万一新的“团结原则”失效时可用。
“团结原则”是成群的行动,人格在任何特定时候以之为中心而形成。当行动被允许无阻地流动时,这些原则通常相当顺畅地改变。当行动不被允许跟着人格已演化出来的表达模式可管道而表现时,那么便发生了能量的阻塞。
这些必须被理解为,疾病不是与人格分开的什么东西,却是变化中的人格的一部分。它们往往指出内在问题的存在。它们往往有暂时的作用,引导人格离开其他更加严重的麻烦。在此我并不是说疾病是好的。我说的是,疾病是组成任何人格的行动的一部分,因此它是有目的的,而不能被视为是外来的侵略。
在这特定的一节里,赛斯描述疾病为行动的一部分,但,如他明白指出的,这并不意谓着含有对心理或心灵价值的任何否定。不过,行动的性质是重要的,因为赛斯声明:
人格是同时性的行动;它是由层层相因的行动所组成的。其一部分意识到它觉察自己为行动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试图置身于行动之外,袖手旁观。这个企图形成了自我,而自我本身也是行动。
如果疾病是由外面被扣到行动或人格上,那么个人会是在外在因素的掌控之下,但事实却非如此。人格是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但以最基本的说法,它选择那些它会接受的行动。
一个疾病能被拒斥,生病的习惯能被拒斥。当行动被允许自由流动,那就不会发生对行动神经质的拒斥……所有的疾病几乎总是另一个行动未能被贯彻的结果。当被抑制的行动的路线开放了,途径开放了,这种疾病自会消失。不过,那被阻挠的行动也许是个会招致灾祸的行动,却被疾病阻止了。
让我们来想一下苏的症状,照赛斯的说法,那症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