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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后，他要求同公安部的人谈话，说政府欺骗了他。看守向他保证坦白有奖，要他把最坏的想法写在纸上。“我对政府和党十分信赖，于是我就这样做了。但我得到的是关禁闭。我哪里做错了？”这样，他被放出了禁闭室，因为“毛的指示十分注重其一贯性，并以此为骄傲”。
1959年9 月，包被转到北京第一监狱监禁，这是一所模范监狱。在那儿，“我被当成一个人来对待，因此我很吃惊”。监狱中的伙食质好量多，看守人员和蔼、人道。“也许这是一种巴甫洛夫式的管教方式……经历了二年痛苦的羞辱之后重新过上了像样的生活，这使他受到强烈的感化。”包第一次写下一份全面的思想汇报。在这所监狱中，同狱外一样，也要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犯了错误必须马上主动坦白，其他人必须立刻帮助犯错误的人，使他更快认识错误。只有在这一切都不见效时，才开斗争会和关禁闭。包在思想汇报中特意写道，对他的判决是非常宽大、公正的，并坦白说没有遵守监狱有关必须两个人一起活动的规定，有好几次都是一个人上厕所，学习时没按规定方式坐着；工作时间说了话。可糟糕的是，他不愿给那些同他要好的人打小报告，虽然实际上揭发别人“对双方都有好处，它能帮政府了解发生的事情，也能帮被告者认识自己的错误”。他最后发誓说，一切听从政府的指示。他知道此时只能明哲保身，“在我离开中国监狱之前，我一直这样写、这样想，一个老犯人告诉我：‘要想在监狱中生存，惟一的出路是坦白。而且把自己的罪过说得越深越好，……但千万不要暗示监狱领导或政府对你的罪过负有任何责任’。”
包被诊为染上结核病，在医院治疗了几个月。出院后，他到清河劳改农场干农活。当时，中国正处于营养不良的困难时期，狱中犯人的定量自然受到影响。包周围尽是些老人或病人，纪律相对松一些，规定较少，几乎没有卫兵。他是强劳力，负责处理猪粪，并学会了如何生存。在寒冷的夜晚，他依偎着猪取暖。
由于伙食不好，他从未看到犯人有性方面的问题：但有一天，劳改营中的理发师诱奸了一个弱智的年轻犯人。不出几小时，这个理发师就被带到群众大会上，受到批评、谴责，然后执行枪决。“我读到过在西方监狱有强奸的事发生，但在中国，这样的罪犯会被就地枪决。”
10 月中旬，包作为志愿者，长途跋涉到了地处中苏边境哈尔滨以东荒野上有名的兴凯湖农场。“在东北，一切都显得那么富足，看上去一点也不像监狱。”劳改营占了很大一片田野，有营房、了望塔和村落。“一切都井井有序，管理得当。”居民们把新来的犯人当普通人一样热烈欢迎。伙食是一流的，“这里的伙食定量标准由态度好坏而非劳动力强弱而定，在田里干了几天后，我为能来到这块荒野感到由衷的高兴”。不幸的是，有人意识到他是个外国人，在这敏感的边境地区不合适。因此，在这令人勃发朝气的环境中只做了短暂的停留，他便和其他几位华侨一起，被送回北京的清河农场。1960年秋末，寒冬将至，包此时仍在为温饱努力工作。劳动时间减为每天六小时。由于食品供给日益减缩，情况越来越令人绝望。劳改农场开始把纸浆混在食物中，起初这确能使馒头变大，并更能充饥，但不久全农场的人都得了“可能是医疗史上最为严重的集体便秘，因为纸浆粉末吸干了消化道中的水份……我不得不用手指从肛门里抠出一团团像锯末一样的干块”。后来农场又尝试食用沼泽中的浮游生物，实践证明，人体很难消化吸收这些东西。尽管如此，看守们还是在新年之际给犯人准备了米饭、肉和蔬菜。
到1961年，包的政治思想觉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相信看守的话，尊敬大多数卫兵，深信即便政府不真正怜爱他们，至少在其能力范围内会尽力使他们在困难时期保持健康。在这半饥荒的岁月中，看守们让所有犯人参观厨房，表明他们和犯人一样靠吃甜薯粉加玉米秆为生，这消除了犯人中流传的谣言。“中国共产主义分子经常是很狂热的，但他们都非常坦率、正直。”作为一个外国人，包知道犯人中只有他有机会离开中国。因此，他尽量不触犯禁止搜取额外食物的规定。但他患了低血压，得了许多缺乏维生素的病症。这时，同室的人就教他去偷萝卜，或把别人丢弃的老菜叶拿来重新加工，以此来补充维生素。同室中有一人给了他一些散发着强烈氨臭味的玉米粉，这是那人从马粪中偷来的。1961年5 月，包得了痢疾和贫血，生命垂危，住进医院。他的同伴常给他送来一些特别食品（都是偷捡来的）。当他恢复健康、重新开始劳动时，这些同伴告诉池：“包，你是惟一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总有一天会迈出这个大门。只有外国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行。你是惟一一个以后能把这些情况跟外面讲的人。”夏天，他们又重新回到水稻田干活，可以捕到青蛙。“我们就地剥去蛙皮，然后生吃。先从嘴剥起，然后把蛙头连脊柱一起剥掉。”
一个寒冷的夜晚，包没有跑到200 米以外的公共厕所小便，而是对着墙角撒尿。“我还没撒完，屁股上就重重挨了一脚。回头一看，是看守。‘你不知道卫生规定吗？’他问道。看守是对的，可他踢了一个理论老手的屁股。‘我承认我错了，但我印象中记得，政府工作人员不许动手打犯人。我认为虐待犯人是不允许的。”' 看守承认了错误，并说将在下一次学习会上做自我批评。然后，看守把包带回牢房，让他写检查。包坦白说，他在墙上撒尿是“无视政府教诲，抵制改造，是暗中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这就好像乘人不注意时，碎政府的脸。因此，我只能要求政府从重处罚我。”结果，他未受到处罚。
到了1963年，包在政治上的积极活跃使他当选为室长。“我带着一个真正改过自新的人的热情，想方设法为政府服务，帮助我的伙伴、朋友。”夏天，他曾为节省政府的皮鞋，光脚走路。但他最后还是坦白自己有坏念头：如果中国领事要求接触在印度牢营中的中国人（当时，中国正在这样做），那法国领事也应有办法接触到在中国的包。他知道有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可还是这样想了。他写道：“如果我对政府隐瞒这种想法，那我就是不诚实。”他思想改造得非常深刻，这也许是他在中法1994年建交后作为一个法国公民得以释放的原因。
其他一些外国人和曾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则未能得到像包一样深刻的改造。他记录了许多同类犯人的个人悲剧，海外背景使他们屡遭不幸。
总的来说，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放弃其个人主义。“同苏联一样，中国的意识形态十分轻视和不信任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总爱形成令人不快的自己的思想。”
此篇评论的是包若望（吉恩·帕斯克利尼）、鲁道夫·卡尔明斯墓所著《毛的囚犯：一个幸存者关于新中国监狱制度的报道》（纽约，考厄德，麦肯和乔贺根出版社，1973年），发表于1973年11月l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中国的监狱》。
11 统治阶层支配的历史
我们常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不熟悉的外国文化。北京政府所用的一些词句，使我们对它更难理解。中国的政治文章不光有道德性，还常掺杂进一些对历史人物的影射，如秦始皇（公元前221年，他建立起统一的帝国，被视为一个残酷的暴君，但也可把他看成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人物），还有最近发明的马克思主义词汇，如“走资派”（指赞成用物质奖励促进生产的忠诚的党员；他本人并非资本家，但主张走物质发展的道路）。中国的民俗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美国人来说都是异邦之物，我们在这两者间发现一些意义含混的词语，其威力显而易见，内容却令我们感到迷惑不解。既然中国的政治论争通常是间接和隐晦的，那么，这种迷惑也正说明了我们对中国政治的无知。
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