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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学术性和规范性都有明显提高，对西方理论成果和发展水平有了更多了解，既看到了西方理论的优势与局限，也认识到理论创新并非易事，因此在自主探索意识增强的同时，在理论的发展目标上也变得更为冷静、务实。
在1987年的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许多与会者都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之类的提法，并强调其必要性和紧迫性。11但一开始就有学者认为，既然国际关系理论是关于国际关系演变发展规律的科学，应该具有普遍性，因此不宜讲“中国特色”。但倪世雄等不同意这种见解。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发展规律固然不以任何国家学者的意志为转移，但我们立足中国观察世界，既带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情感，又体现着我国对外关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所以中国学者的理论定会有中国的特色，这同英美学者的理论各有其特色一样，是很自然的。12
1991年6月，在北京举行了主题为“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争论最多的也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中国特色”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学科；另一种则认为，要使国际关系学科科学化，提“有中国特色”是不科学的。介于这两种意见之间的观点则认为应当使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化”，不能让该领域为少数国家所垄断。前一种观点的主要论点是：任何国家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程度都取决于该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国际关系发展有自身的历史，理论内容也相当丰富，例如对时代的分析、革命和战争理论、三个世界理论。在具体概念上，中国人更多地用战略格局的思路，如“大三角”、“多极化”，若加以理论化，即可成为中国式理论的重要内容。一位英国学者也认为，“个人、国家与民族是深受其历史文化，行为经验影响的，不同的国家会提出不同的问题，应当有自己国家的学科”。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从欧洲学来的。要发展这一学科就应当发现它的科学价值。13有的日本学者表示，日本学者正在力图克服民族文化的障碍，加入英美学者的争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利用西方的理论和模式来完善自己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因此不是理论和模式的发明者而是“消费者”。但渡边昭夫指出，美国学者在该领域的学术霸权可以从美国本身所拥有的霸权地位来解释。“只有当非西方学者真正能够创造出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和模式之时，西方学者才会对非西方世界的国际问题研究给予重视。”14
在讨论中，何方的观点最为鲜明。他认为，社会科学总是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并且要为现实服务，要求建立普世、统一的宏观理论，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社会科学理论必须同各国的实际和文化结合。“连社会主义还必须具有国家民族特点，何况国际关系理论”。15袁明指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应着眼于全球，将其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是难以反映事物全貌的，但就具体国家而育，它又不可能与其地理环境、经济水平、文化基础与价值观念、历史经验等脱节。英国学者亚当•；罗伯茨就坦言自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己国家里的观点的影响”。美国学者也曾公开宣称，“美国的国际关系教学是不可避免地以美国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为条件的。”袁明总结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已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从更为理性的角度去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刻不容缓，为此既需要借鉴，也面临如何“本土化”的问题。16
在1993年5月《欧洲》杂志社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也有两种意见。郗润昌认为应该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资中筠则表示，不必强调中国特色，中国历史上没有国际关系，就没有理论，近代也没有。理论应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各国情况不同，国力不同，考虑问题的视野和角度亦不同，因此可以提“中国角度”。肖元恺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关系现实的客观反映，只能是适应和调整，不能再造。17
王逸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大致属于后来事实上成为主流的第三种立场。在他看来，中国学者当然应该有自己的理论追求和理论建树，但他强调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现有水平和发展目标应该有一个客观、科学的认识，同时也要遵循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他指出，任何一种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都可能产生不同的学派，国际关系学也不例外，因此讲“特色”之类未尝不可。但他倾向于少讲或尽量不讲“特色”之类的话，尤其是“有特色体系”这样的说法。主要理由有二：其一是我们迄今依然谈不上对国际关系学作出了多少贡献。我们真正从事这门学问的时间很短，现在基本上还处在介绍国外成果、借鉴别人的工具和方法、按照通用的分析框架和范式讨论问题的阶段；其二，在经历了长期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国人在经济生活或学术领域都在淡化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研究亦应如此，要把意识形态追求同国家利益、对策研究同学理探讨、政见分歧同学术分歧分开，这样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气氛的培养。18
任晓的观点也属于这种立场，他认为“特色”这个提法多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套用，但他认为中国学者要致力于建设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主张，因此他倾向于提“中国学派”。他还指出，这是一个长远目标，但目前已具备了若干有利条件，其中包括：（1）中国博大的文化传统和丰厚的文化遗产为中国的外交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文化依托和思想材料。（2）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发展的动力。（3）经过20年的努力，我们对国外理论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并做了一定的消化吸收工作。（4）已经形成了一支理论研究队伍。（5）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的理论思想产生国际影响奠定了基础。因此，建设中国学派的前景是可以谨慎乐观的，但这并非刻意追求与西方理论的对立，而是说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一言以蔽之，要有我们中国人的理论贡献”。19
1994年5月，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曾专门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举行了一次讨论会。与会者大多对“有中国特色”持肯定态度。有些人还强调了指导思想问题，并直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但会上同样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例如徐昕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治国方略，是一种政治思想，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学术活动，两者有区别。张锡镇则担心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可能使外界以为这种理论仅仅是为中国人服务的。20
在1994年12月北京举行的“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个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有学者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建立自己的体系。美国学者哈里•；哈定教授对此也表示支持。但有些学者不同意这样的提法，有的虽能接受但主张不要强调它，理由是：（1）“中国特色”一词是政治用语或意识形态概念，学术研究不能照搬；（2）特色的形成并不靠预先设计，而有赖于理论本身的发展和成熟；（3）学术研究重在解释和说明问题，未必一定要有某种“特色”。著名中东、拉美学者的观点都未被冠以某国特色。许多外国的理论也能解释中国问题，提中国特色本身就不科学；（4）中国学者的研究本来就带有中国特色，无需特别强调；（5）强调中国特色，会过分突出理论的实用性，削弱学术性。21
上述五种观点，梁守德先生认为都站不住脚。他指出，无论承认与否，国际政治学理论不仅有各国特色，还有学派特色和个人特色。他提出三个判断：理论都是相对的；理论都有个性；理论都需要更新与发展。总之任何一种理论本身都内在规定其必然要有特色，没有个性、特性就没有普遍性和共性。22
梁守德先生是一贯倡导“中国特色”并不断就此提出新思考的学者之一，他实际上逐渐成为讨论的主角。早在1990年他就在《国际政治概论》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问题。2390年代以来还就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从哲学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