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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一下着起火来，火越烧越大，车上的弹药开始爆炸，被王达礼打死的那个鬼子被炸成了两截，上半身子就挂在车厢上。鬼子们开始乱了起来，几个胆大的保安团的弟兄，趁乱跑过去捡了几枝三八大盖和几个甜瓜手榴弹，有一个没捞着枪就捡了个钢盔。
“见好就收吧……”王达礼跟丁老三一商量，一声哨响，保安团趁乱撤离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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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21章
沂蒙县抗日第一枪（2）
毕竟是第一次作战，撤退时没有来得及撤下自己的伤员，这样，除了三个被打死的保安团士兵外，还有四个伤员被日军抓去了。另一个被抓的士兵却是给吓晕的，他一枪未放也没伤一点皮，但却硬是昏了过去。事后，也数他死得最惨，让日本兵一刀一刀给刺死了。
这次战斗共打死日军4名，打伤9名。第二天下午，日军在沂蒙教堂前的空地上举行隆重的火化仪式，4名被打死的小鬼子的骨灰装进了精美的骨灰盒里，然后运到济南，再统一运回国内（但以后随着鬼子伤亡剧增，就顾不得这么讲究了）。
第二天一大早，麻田便气急败坏地带领50多个鬼子，开赴二十里沟，但走到一看，傻眼了，这儿不靠村庄，只好气急败坏地又赶了回来。说到这儿我必须介绍一个历史的真实：当时的日军规定，哪个村庄发生了“武装抵抗和袭挠日军的行为，大日本皇军就要对哪儿发动报复”。可这次袭击的地点附近并没有村庄。所以，麻田少佐只好气哼哼地回去了。
但被俘的保安团伤员和那个被吓昏的士兵却倒了血霉。日军将他们五人绑在教堂前的大树下，扒下上衣，硬硬冻了一整天。这期间，不时的有日本兵过来对他们进行暴打。麻田少佐还专门集合起中国的老百姓，围在教堂前观看。
其间，詹姆斯神父曾以“詹会长”的身份跟麻田进行过交涉，说：“根据日内瓦公约，贵国应善待对方的伤员，不应虐待俘虏，这太不人道了。”
麻田居然也有理由：“你别往（忘）了，詹姆斯先生，中日两国并没有宣战，从卢沟桥事变到后来的淞沪事变（即淞沪会战），我们两国都没有宣战。没有宣战就不是战争状态，不是战争状态就没有必要遵守日拿（内）瓦公约。”
“那……那我不干这维持会了，我辞职，我抗议。”詹姆斯吼道。
麻田口气很硬：“你不干也不行。你干得听（挺）好，我们很满意……”
麻田对詹姆斯的组织能力的确很欣赏。前些天，让他组织征集20头小毛驴运送粮食，他竟在半天内就办好了。当然，也许是日军条件优厚的缘故：征用三天，管吃管喝，完成任务后，一人一块现大洋。是由那位40多岁的老鬼子发的（后来，人们知道了这个老鬼子名叫秋仁正男，这老家伙居然在沂蒙县待到了1953年！想知道怎么回事吗？请慢慢看）。
被折磨得半死的4名中国伤员一律被枪决。日本兵射击的时候，枪就抵在脑门上，三八枪冲力大，4个人的头盖骨全被掀开了。被强迫观看的中国老百姓哭得昏天黑地。最惨的就是那个被吓昏的士兵，他是被十几个鬼子一人一刺刀给活活刺死的。每刺一刀，那个可怜的士兵便喊一声：“俺的娘呀……”剌一刀，喊一声，十几刀后就没了动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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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达礼的保安团打的这一仗，极大地鼓舞了沂蒙人民的抗日热情。王达礼把队伍拉进老山里进行休整的时候，山里的老百姓自动组织起来“劳军”，这家下面条，那家包饺子，村里还杀了一口猪，别的村还有杀羊的。王达礼被传成了神枪手，被说成是一枪就穿了那个小鬼子，脖子上的血洞有鸡蛋那么粗。保安团的士兵还把缴获的日本三八大盖、手榴弹，还有那顶钢盔，都拿出来展览。围观的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对于牺牲的士兵，王达礼也从县财政里拨了一笔钱对其家的人进行抚恤。一家平均发了100块现大洋，牺牲者的家人无不感激涕零。那个被刺死的士兵的弟弟还英勇报名参加了保安团。借此机会，王达礼的保安团又招了一部分新兵。
此后，王达礼、丁老三部以牛头崮为根据地，队伍迅速扩大。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战志坚韧，军风整饬；毁家纾难，戮力以赴。”王达礼的保安团还有着严格的群众纪律。他亲自为部队立下了“三清四自”的条款：三清是，庭院扫清，锅碗洗清，借物还清；四自是：衣服脏了自洗，吃面自磨，炊事自理，枪炮自扛（不拉夫），这些纪律很受老百姓欢迎。1987年新编的《沂蒙县志》就这次伏击有过公正的记载：“……国民党保安团在国民政府沂蒙县长王达礼的率领下，于城南二十里沟处伏击日军车队，打响了本县对日作战的第一枪……”
第三部分
第22章
国难当头，以命相拼
沂蒙县的第二枪，就是共产党人关庆民领导的“沂蒙人民抗日义勇军”打的了。
这一时期的义勇军战斗力应是很差的。因为他们中间几乎没有真正打过仗的军人，只有几个军阀混战时原直鲁联军的士兵。有个副班长，算是最大的官。其余的全是农民、小贩、屠夫、小商人等。而且武器也差，除了30多枝步枪、3把匣子枪、20多颗手榴弹外，基本上全是大刀、长矛。
说到关庆民的这支队伍，就要说到他的父亲关润林了。自打关润林拒任维持会会长后，便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关家桥。回到老家后，他拿出了5000块现大洋，给了自己的儿子作经费拉队伍。当时的这5000块现大洋，可拉150人的队伍（不仅含买枪弹的钱，还包括一定时间内的吃、穿、用）。当时的行情是：两块大洋买一颗手榴弹，一块大洋买5粒子弹。有些小货郎专门干这买卖。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了整个八年抗战。
关润林是个很有民族气节的乡绅。祖上曾闹过义和团，在沂蒙县也有一定影响。如今，日寇入侵，国家危亡，他理所当然地站了出来。
在儿子的队伍刚刚拉起的时候，他就赠送给儿子一面锦旗，上书16个狂草大字：国难当头，以命相拼、伤时拭血，死则裹身。遗憾的是，这面旗并没有打到抗战结束。随之而来的，还有个令人悲痛欲绝的事件……
老子英雄儿好汉。本来就是共产党人，且搞过一次暴动的关庆民更是热血沸腾，他在自己身先士卒的情况下，还把自己的侄子关满仓拉进了这支队伍。
正是他的这一拉，才使得他们关家在他本人死于党内的“肃托”，其父死于1947年的“土改扩大化”后，算是有了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983年，关满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十二师（时驻山东兖州）副师长的位子上离休。1992年去世（同样没有活过我爷爷）。
说实话，王达礼的第一仗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来说是个刺激，关庆民公开地讲，王达礼的保安团能打，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更能打，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共产党应更胜一筹。所以，抗日义勇军决定，也打上一仗，让王达礼看看，让老百姓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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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哪儿打呢？城郊，肯定是不能去的，再打伏击，已是不可能，因为在王达礼打了那次伏击后，小日本提高了警惕，每次运送战争物资，均是三辆车押送。每辆车上均配有轻机枪一挺。而且还有更狠毒的一招：每辆车上拉上几个中国老头、老太太，你说你怎么打吧。
想来想去，决定打东峪子镇的一小队日本兵。东峪子镇位于县城以东30里远的地方，是通往安丘和高密的必经之路，也是个比较大的镇子。当时住了一个班的日本兵，一共十几个人，由一名日军军曹带领。这个班的日本兵，每天早上都要起来出早操，路线是出围子东门往南，上乡间小路。出操的时候还喊口号，唱日本歌，是警惕性最低的时候。
决定打以后，他们将伏击的地点定在了围子东门南一里多的地方，这儿有一片老坟地，坟地里的坟头墓碑以及树木可以作掩护。那条跑操的小路正好从坟地的旁边通过。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坟地的后边紧靠着一个4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名叫小李庄。关庆民他们打算，万一埋伏失败，也好往村里撤。一切准备妥当后，他们一行人出发了。当时，他们精心挑选了50多人的突击队（以有枪的为主，年轻力壮的为主，家在小李庄的为主）。
临行前，他们喝了壮行酒，关润林还杀了一口猪慰问大家。吃饱喝足，他们连夜出发。鸡叫头一遍前，便全部进入了埋伏点。
早春的天亮得应该算早的。天蒙蒙亮的时候，一队跑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