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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结，于是良民被逼成“刁民”，乃至被逼上梁山，人相杀进而相食。生存是一部无休无止的恐怖大片，民族的神经逐渐粗钝而终至麻木。家庭温馨乃至儿女情长，在浩荡江湖中已荡然无存，一个个家庭相继破碎，家破然后人亡，人亡然后国灭，最后连作为第一家庭的皇帝父子也成了异族征服者的俘虏。《水浒传》的阳性凶残，使《红楼梦》的阴性优美黯然失色。险恶的江湖生存，似乎使压抑的家庭生活变得容易忍受了。然而郁闷的回溯之旅才刚刚开始，随着宋江们的被招安，我从辽阔的“江湖”转入幽深的“庙堂”。
《三国演义》是后轴心时代的庙堂权术的百科全书，它又引领我从室外重返室内。魏、蜀、吴三国，争夺的是高于江湖主宰权的庙堂主宰权。谁夺得庙堂主宰权，谁就是普天之下的共主，金陵十二钗和梁山一百零八将也是囊中之物。在夺得庙堂主宰权之前，魏、蜀、吴就是三伙打家劫舍的梁山好汉，事实上在各自割据称帝后，每一伙依然被另外两伙视为贼匪，因为不杀到大一统就不可能尘埃落定。中国的庙堂权术邪恶而且酷烈，其炼狱图景与儒家冬烘所许诺的秩序井然的理想世界截然相反，江湖侠义乃至兄弟情义，在庙堂里毫无踪影。置身庙堂权力核心的每个人都被恐惧感所裹挟，因为彼此都深知对手没有底线，缺乏超越性的儒家伦理在权力折冲时没有丝毫约束力。为了抵御恐惧感，获得安全感，优秀的中国头脑不可能用于探索自然奥秘和增进国民福利，而是投入你死我活的权力搏杀，每个人都急欲成为惟一居于食物链顶端的最强者。即使已经成功地居于食物链顶端，恐惧感依然无时不在，为了确保有生之年自身不受威胁乃至一命呜呼后子孙不受威胁，每个人都不择手段地无所不用其极。《三国演义》的阴阳怪气，使《水浒传》的阳性凶残相形见绌。严酷的庙堂倾轧，似乎使凶险的江湖肉搏变得爽朗可爱了。文学三部曲至此告一段落，但郁闷的回溯之旅远未终止，随着天下一统三国归晋，我又从虚构的“文学”转到实录的“历史”
。
《史记》是古典中国的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它又引领我离开共时态，进入历时态。文学三部曲仅仅描述了后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史记》却记录了轴心时代与后轴心时代两个迥然不同的古典中国。《史记》的时间优势，使囿于后轴心时代的文学三部曲瞠乎其后。这里不仅可以看见后轴心时代的家庭生活、江湖生存、庙堂权术的最初形态，而且能够窥见后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如何形成，如何定型，甚至不难预见后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为何僵化，为何停滞。但其真正价值在于，《史记》全息性地还原了一个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波澜壮阔，豪情万丈，阴阳互动，刚柔相济。此前沮丧不已的我激动得情难自已，顿感生于斯土，死不恨矣。郁闷的回溯之旅至此告终，挥之不去的沮丧涣然冰释。随着《史记》的索引，我终于从郁闷的“后轴心时代”进入神奇的“轴心时代”。
《庄子》是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的集大成之作，它引领我穿越文学的茂密树林，涉过历史的湍急河流，抵达哲学的恢弘宇宙。这里没有家庭压抑、江湖凶险和庙堂倾轧，只有对天地万物的纯粹审美和对究极妙道的至高体悟。其“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伟岸人格和充盈豪气，令我沛然神往。其恍兮惚兮的曼妙表达和汪洋恣肆的丰沛想象，让我望洋兴叹。其“间世”学说超越“入世”、“出世”的简单两分法，被我视为空前绝后的哲学奇观。在整个回溯之旅中让我耿耿于怀的中国之谜，至此得以豁然开朗：历经两千多年庙堂中国的无尽斫伤和致命戕害，为什么后轴心时代的江湖中国依然永葆绵绵不绝的顽强生机？因为轴心时代的《庄子》为中国注入了一脉挥霍不尽的磅礴元气，因此后轴心时代的中国永远能够置之死地而起死回生，历尽劫波而一阳来复。
就这样，五部经典引领我由浅入深地逆流而上，走完了自今及古的回溯之旅。如此惊心动魄的时间旅行，仅历一次显然意犹未尽。于是我又由深入浅地顺流而下，自古及今地走回今天。重游故地，感受照样新鲜。
首读《庄子》，就一举接上了轴心时代的磅礴元气，完成了中国人的精神灌顶。次读《史记》，就能理顺秦始皇以前的中国与秦始皇以后的中国，既血肉相关又形质相异的逻辑关系，知其源流，明其得失。再读《三国演义》，就能破译后轴心时代的庙堂专制的文化基因，找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渊源。再读《水浒传》，就能明白庙堂中国极大地弱化了江湖中国的创造力，而丧失了江湖支撑的庙堂必将溃败于异族。最后读《红楼梦》，就能洞察在庙堂因腐败而控制力渐弱，江湖被挤压而创造力枯槁之后，古典中国的完成形态必定由糜烂臻于贫乏，经衰竭直至终结。
要而言之，《庄子》展示了轴心时代的哲学“天籁”，尽管其中不无“人籁”。《史记》展示了后轴心时代的历史“衰退”，尽管其中不无“突进”。《三国演义》展示了后轴心时代的庙堂“狡智”，尽管其中不无“精彩”。《水浒传》展示了后轴心时代的江湖“挣扎”，尽管其中不无“豪迈”。《红楼梦》展示了后轴心时代的家庭“内耗”，尽管其中不无“凄美”。
五部经典分属文史哲，无疑颇多相异之处。惟有《庄子》完成于轴心时代，惟有《庄子》不是百科全书，也惟有《庄子》超越历史、超越时间乃至空间。惟有《史记》跨越两大时期，汗牛充栋的中国史书，再也未曾有过如此卓越的品质，再也未曾有过如此厚重的分量。《三国演义》取材于《三国志》，历史成分重于文学想象，其人物、情节大多依附于正史。《水浒传》取材于《宣和遗事》，文学想象重于历史成分，其人物、情节大多独立于正史。《红楼梦》取材于作者身世，文学想象占了压倒优势，其人物、情节完全独立于正史。文学三部曲的历史依附性一部比一部淡，因而艺术价值一部比一部高，对古典中国之本质及其困境的揭示也一部比一部深刻。《红楼梦》对古典中国之本质及其困境的揭示甚至高于《史记》，仅比《庄子》稍逊，再次证明了“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这一真理。
分属文史哲的五部经典，居然有一个共同特色：都有引人入胜的生动故事，因此既便于初学，又适合反复阅读，俱臻“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的至高之境。文史经典讲故事并不奇异，哲学经典也大讲故事，才是读者的意外之喜。故事的重心则无一雷同：《红楼梦》偏重于女人与女人的家庭争宠，《水浒传》偏重于男人与男人的江湖争霸，《三国演义》偏重于帝王将相的庙堂争雄，《史记》兼而有之，《庄子》超然独笑：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满清入关后，大儒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恪守儒门宗风，而且表达很不精确，必须用现代语言重新表述：主权丧失，是为“亡国”；文化消亡，是为“亡天下”。
每一个不愿沦为文化难民的中国人，最低限度不能不读这五部经典。阅读这五部经典，就其小者而言，必能舒愤懑，除苦恼，解大惑，增怡悦；就其大者而言，或能挽狂澜之既倒，振中华之雄风。
岂不冤哉
岂 不 冤 哉
——谈《主义之不存，遑论乎传统》一文对陈寅恪的曲解
？ 葛春蕃
以两元钱的代价在旧书店淘得一本1999年第四期的《书屋》，读到雷池月先生的《主义之不存，遑论乎传统》时，不禁有几句话要说。
该文认为在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中不存在自由主义传统。对于这个学理问题，笔者素无研究，不敢妄加品评，只谈谈作者是如何曲解陈寅恪的。
我毫不怀疑作者“并不想对以上几位（引者案：指陈寅恪、梁漱溟、吴宓诸人）的学问和人品表示任何不敬”的诚意，对他“不敢苟同某些人出于臆测对历史妄加诠释”的做法也非常赞成。但我认为，评价一个人，应该禀持两个原则，一是必须看他的总体表现，不可吹毛求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