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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教义是思辨的，并不像路德教那样对民众具有吸引力，也没有对道德有颠覆作用，或像再洗礼派教义那样直接影响社会生存的结论。他与日内瓦无怨无仇。假如他在别处被处死，那里的迫害者将欢欣鼓舞。哈勒姆（Hallam）说：“培尔对这场争论有出色的评论。”＇25＇培尔的评论如下：“只要新教徒发出抱怨，他们总能得到加尔文和巴萨所授权的世俗官员的响应。直到今天，没有哪个心地善良的人对这场argumentum ad hominem（不许对方反驳的辩论）不抱反对态度。”
对新教改革者的宽容观的起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并不涉及这场宗教改革或惩罚行为的功过问题。我们所描述的那些理论，并没有影响到那些对宗教惩罚的正当性有好感的人，它们对教义之争没有任何影响。凡是赞同人们享有良知自由这一早期教会原则，因而谴责一切不宽容行为的人，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会同样发出指责。在我们看来，有些人由于坚信自己不但有信仰真理的权利和义务，而且有宏扬真理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在追求这一原则上走得太远，以至于走到了它的反面。这种人既赞同新教徒又赞同天主教徒的行为，除非他们把惩罚的正义性建立在所维护的教义真理的基础上，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分道扬镳。此外，由于对实际刑罚残酷性或是危险的错误理论感受更为强烈，这些人可能会把自己的愤怒集中在朗格多克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徒身上；而那些在评判原则时不是根据在它们的实现过程中偶然出现的细节，而是根据其基本义理的人，将会得出不同于新教徒的结论。然而，这些比较研究没有多大价值。如果我们赞美宽容，我们必须牢记，西班牙的摩尔人和欧洲的土耳其人一直都比基督徒更宽容；如果我们赞同不宽容原则，并根据具体境况来判断是否采用这一原则，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罗马人比任何近代国家都更有理由实行迫害，因为借助传统宗教而崛起的罗马帝国面临着这种宗教的衰落，而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仅仅因为出现了不同的宗教而遭到颠覆。进一步说，这种比较也毫无道理，因为天主教的不宽容和新教的不宽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天主教以自由原则始，自由不仅是它的权利要求，而且是它的准则；在它成功地建立起统一的精神世界之后，外部的境况使它变得不宽容了，尽管它曾经宣称过自由，曾经遭受过迫害。而新教则将不宽容视为一条强制性的律令，使它成为其教义的一部分，在它施加的严厉惩罚没能阻止内部分裂的进程之后，受自己的处境所迫，它才不得不承认了宽容。
就在这种不自觉的转变发生时，导致其发生的某些教派却成为它自身所要求的宽容的最可怕的敌人。清教徒和天主教徒为了逃避斯图亚特王朝的宗教迫害，同时到大西洋彼岸寻求避难。因为相同的原因而出逃，为了逃避同样的迫害，他们能够在马萨诸塞和马里兰两地所建立的殖民地中分别实践自己的主张，这两个州的历史真实地展示了这两个教会之间的差别。在近代史上，天主教移民第一次建立了实行宗教自由的政府，培育了如今传遍美国的宗教自由的胚芽。然而，清教徒却变本加厉地复活了母国的刑事法律。后来，那个天主教殖民地上的良知自由被相邻的弗吉尼亚新教徒强行废除；而在马萨诸塞边境旁边，一群人为了逃避自己的殖民地同胞的不宽容，在罗德岛建立了一个新州。
＇1＇这篇论文首次发表于The Rambler；New Series；I（July；1862），209…44。重印于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e（London，MacmillanCo，1907），PP．150－87。有关谁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一直存在着争论。Gasquet根据阿克顿写给The Rambler的编辑Simpson的一封信的底稿，认为“你的论文”即是指《新教的惩罚理论》，因此认为Simpson是作者。History of Freedom的编者Fossig和Laurence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这是一个误解，因此他们将这篇论文编在阿克顿的文集中。已故的G·G·Coulton在1931年6月份的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再次表示怀疑。依他之见，Fissig和Laurence是以Wetherell的记述作为判断根据的，尽管Wetherell与该杂志有关，但是他的记忆不可全信。因为Couhon感到这篇论文（在风格和内容上）不是阿克顿式，所以他同意Gasquet的意见，认为作者是Simpson。此编本导言的作者认为，这篇论文在风格和内容上完全是典型的青年阿克顿式的，其中许多观点可以在阿克顿的早年日记和笔记中发现它们的雏形。即使可以表明该文实际上不是阿克顿写的，阿克顿也必定同意它的观点，特别是如果是Simpson所写的话。阿克顿和Simpson曾密切合作过，因此在每一篇论文中都严格区别二者的作用有时是困难的。（例如，在“Philosopher'e Stone”一文＇载The Rambler，1860年7月＇中，主题、推理和例证都是阿克顿提出的，尽管论文最后是由Simpson写成的。）
＇2＇ Kaltenbom，Vorlauferdes Grotius，208．
＇3＇ De Wette，m，560．
＇4＇ Newman，Lectures on Justification，p。386．
＇5＇ De Wette，Ⅲ，90．
＇6＇ Riffel，Kirchengschte，II；9，Ⅱ，9；Table…Talk，Ⅲ，175．
＇7＇ Seidemann，Thomas Munzer，p。35．
＇8＇ Heinrich Grosbeck's Bericht，ed．Cornelius，19．
＇9＇ Pestalozzi，Heinrich Bullinger，p。95．
＇10＇ Pestalozzi，Heinrich Bullinger，p。146．
＇11＇ Ibid。，p。149．
＇12＇ Ibid。，P．270．
＇13＇ Pestalozzi，Heinrich Bullinger，p。426．
＇14＇ Ibid。；p。428．
＇15＇ Herzog；Leben Oeolampads；Ⅱ；197．
＇16＇ Ibid。，p．189．
＇17＇ Ibid。p．206．
＇18＇ Herzog，Leben Oekolampads，Ⅱ，195．
＇19＇ Hallam，Literature of Europe，Ⅱ，81；Schlosser，Leben des Beza，p．55．
＇20＇ Praefatio in Psalmos．See“Historia Litteraria de Caivini Instituione，” in Scrinium Antiquarium，Ⅱ，452．
＇21＇ Baum，I，206．
＇22＇ De Haereticis a civili Magistratu puniendis，1554．
＇23＇ Tractaus Theologici，I，95．
＇24＇ Ibid。，143．
＇25＇ Literature of Europe，Ⅱ，82
论民族主义
＇1＇每当一个时代并存着思想的巨大发展和人们境况的普遍变化所必然造成的苦难，那些善于思辨或长于想像的人们，便会设计一个理想的社会，从中寻求一个救世良方或至少是一点精神安慰，以反抗他们实际上无力涤荡的邪恶。诗歌中总是包含着这样的理想：很久以前，或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在西方岛国或世外桃源，天真而知足的人们远离文明社会的堕落和约束，过着传说中黄金时代的生活。此类诗作几乎千篇一律，理想世界也相差无几。然而当哲学家们构造一个想像中的国家以喻诫或改造人类时，他们的动机更明确和更迫切，他们的国家既是一个楷模，又是一种讽刺。柏拉图和柏罗丁，摩尔和康帕内拉，是用被现实的社会结构清除出去的素材来建构他们幻想中的社会，他们的灵感是来自现实社会的弊端。《理想国》、《乌托邦》和《太阳城》，是作者们对自己身历之境况的谴责和抗议，也是他们逃避现实、在对立的极端中寻求慰藉的避难所。它们一直没有影响力，从未从文学史变为政治史，因为一种政治思想要想获得支配芸芸众生的力量，除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思辨才能之外，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一个哲学家的设计只能调动狂热分子的政治热忱，但是无法唤起全体国民的行动；虽然压迫激起一次次激烈的反抗，就像痛苦的人发出的阵阵痉挛，然而它不能孕育成熟一个坚定的目标和复兴社会的方案，除非某种新的幸福观和当时的邪恶力量携起手来。
宗教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中世纪晚期的教派和新教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差别，它的重要性大于在那些被认为是宗教改革之先兆的学说中发现的相似之处，它也足以说明为什么后者和其他改革相比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威克里夫和胡斯仅反对天主教教义的某些细枝末节，而路德则抛弃教会的权威，赋予个体良知一种独立性，它必然使人持续不断地反抗。同样，在尼德兰革命、英国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