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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伯伦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和他的人类一体观相联系着的。他认为祖国和世界是统一的。在 《致责难者》中，他提出：“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所有人类都是我的乡亲。”在《诗人的声音》中，纪伯伦更具体地阐述了自己这一立场。他说：“人类划分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集体，分属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而我认为自己却不属于任何一国，又不属于任何一地。因为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整个人类都是我的兄弟；因为我觉得，人类本来就不够强，把自己肢解得零七碎八，岂不荒唐？地球本来就不够大，再分成大大小小的国家，岂非太傻？”所以他说：“我爱故乡，爱祖国，更爱整个的大地。”纪伯伦反对和憎恶假借“爱国主义”之名去侵略邻国，屠杀无辜。在《美人鱼》一文中，纪伯伦通过一位姑娘写给爱人的信说出：“如果义务是否定各国之间应和平相处，爱国主义已扰乱了人类的安谧，那么就让这种义务和爱国主义见鬼去……”
这无疑是典型的人类一体论、地球家园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的叫嚷甚嚣尘上的时候，纪伯伦发出这种充满理性的呼唤，喊出：“你是人，我爱你，我的兄弟！”这样的口号，这充分说明了纪伯伦的清醒和良知。
《泪与笑》是纪伯伦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的一次集中展示。在《真伪之间》、《致我的穷朋友》等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体现他的价值观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字眼：“生命”、“自由”、“良心”、“公正”、“博爱”、“真理”，当然还有纪伯伦神殿里的主神“爱”与“美”。在《展望未来》、《幻想女王》等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纪伯伦的社会理想、未来世界的蓝图，——那是一个没有贫者，没有“医生”，没有“律师”，没有“教士”，人人平等的世界。
在《泪与笑》中，纪伯伦创作了一首首充满哲理和文笔曲雅瑰丽的篇章，其中最优美，最有韵味的抒情散文诗，恐怕当推《组歌》中的《浪之歌》、《雨之歌》《美之歌》以及《花之歌》诸篇了。这几首作品情思交融，婉约清丽，晶莹剔透，称得上是散文诗中的上乘之作，将它们视作作者散文诗的“典范”亦无不可。这几篇作品之所以脍灸人口，是因为它们十分难得地实现了一般诗文难以达到的“自然”这一目标。这篇篇佳作，既显示出真实的外在的“自然”，又显露出清淳的内在的“自然”，并通过从“自然”中选取的种种意象，将情、理、景融为一体，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这些诗品充份显示了一位自然诗人多情而敏感的心，也充分表明了一位语言大师遣词造句的非凡功力。
当时正沉浸在对玛丽·哈斯凯尔的热烈爱情之中的纪伯伦，将这本书题赠玛丽。在该集首页，他写下了这样的献词：“谨将此书——我生命风暴中的第一阵微风——献给M·E·H，献给喜欢清风并与风暴同行的那一高尚灵魂。”
不仅如此，纪伯伦还将文中的一篇精采之作《死之美》格外注明“献给M·E·H”。玛丽为纪伯伦的写作付出了许多心血，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她与纪伯伦之间既有真挚的友谊，又有热烈的爱情。他们是彼此理解、相互奉献的，纪伯伦在《泪与笑》中，多次以热烈的情感歌颂爱情，描述了爱情的力量怎样使一个人脱胎换骨，重返乐园。纪伯伦将爱人比作“在同时出自上帝手中时，我失落的美丽自身的另一半”，他问道：“爱情把我们聚在一起，谁能让我们分开？”
《泪与笑》是纪伯伦前半生思想与艺术的结晶。思路开阔，意境高远，格调清新，给人以美的享受。从此，纪伯伦基本放弃了小说创作这一形式，而跨入了散文和散文诗创作的新天地。
与风暴同行
正当纪伯伦的创作日趋成熟，他身边的世界开始酝酿着一场风暴。事实上，纪伯伦很早就注意到这股潜在的激流。他在大战的前几年就与玛丽谈起过近东的问题，以及它与欧洲、欧洲宗主国、欧洲集团的关系，并指出世界正走向一场“万劫不复的残酷战争”。
当时的纪伯伦已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他认为阿拉伯世界需要一场大搏斗，摧枯拉朽，扫荡污泥浊水，求得社会进步。他看到当时社会的黑暗，人类的丑陋，认为人类也需要一场战争进行自我淘汰与自我更新。因此，纪伯伦认为仅仅保留现状的“和平”是令人“厌烦的一件事物”，“不香不臭，无滋无味”。当砂人侈谈“和平”时，纪伯伦说：“让那里有战争吧！让战火点燃吧！让地球的儿子们厮杀吧！直到流出最后一滴肮脏的血！”
纪伯伦认为人类已处在一个“应该而且注定灭亡”的制度中，被剥夺了“心灵的平静”。而政治家们却来往穿梭，忙于制定条约以维持这种表面的和平。这种“和平的时疫”已渗入东方各民族肌体，使其从“高耸堕入低微”。纪伯伦指出：“由于我们不懂生活，所以害怕死亡。对死亡的担忧，致使我们对圣战、斗争、厮杀感到恐惧”。可见，纪伯伦在大战之前对一场世界大动荡是持某种欢迎的态度的。他还认为在这次大搏斗中，阿拉伯民族很可能通过革命取得独立，自己的祖国也能摆脱土耳其政府的控制获得新生。
纪伯伦对自己的祖国黎马嫩是充满着挚爱之情的。而正是这种深切的爱，使他产生了对控制摧残自己祖国与祖国人民的土耳其帝国的深切的恨。纪伯伦诅咒“命运”，因为它让叙利亚、黎巴嫩成了土耳其的一个州！他看到“各种统治者的权势在七大洋间不断地追逐”阿拉伯人”，近东各民族遭受着痛苦的折磨。在1912年，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间爆发了战争，纪伯伦评价这场战争是“两种不同精神——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搏斗！”是他恳求上帝让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以便打破枷锁，消灭压迫。他呼唤祖国母亲。“睁开您悲愁的眼睛吧！昂首直视太阳吧！”
这场战争以土耳其帝国的惨败结束，但这并没有给阿拉伯人带来独立与自由。1913年，纪伯伦拒绝出席阿拉伯人在巴黎的大会，因为他的意见与他人有分歧。纪伯伦相信“靠外交途径土耳其不会给他们自治或独立。土耳其将在表面上承认，作出许诺，然后撕毁诺言。”在纪伯伦心中，革命是争得阿拉伯尊严的唯一道路。纪伯伦知道革命不会一次成功，但最终将获得胜利。他写了很多，说了很多，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回答他的是轻忽。这是他与他的同胞的一场斗争。东方的致命毒药是求安，忍耐，东方人的致命弱点是习惯于屈服与顺从。纪伯伦指出，“阿拉伯人是受欺骗的人。土耳其人说谎，妖言惑众，但阿拉伯人仍为贬责他们的人而高兴。阿拉伯人相信甜言蜜语的人，尽管他们从这个人身上得到的只是损害。”
为了唤醒睡梦中的同胞们，纪伯伦写出了一篇篇批判性的文章。这使他在叙利亚赢得“掘墓人”的称号。他的一些东方的朋友说他这样作，等于是在死亡证上签名。纪伯伦的回答则是，他感谢阿拉伯兄弟们的忠告，劝他们要依靠自己，笑他们相信土耳其制度。他反问道“素丹的王座建立在沙滩上，那为什么还要跪倒在污秽的偶象面前呢？”他觉得必须让这些生活中的可怜人知道。美丽的谎言的危害不亚于丑陋的谎言。纪伯伦在给玛丽的信中写道：“作为一个阿拉伯人，我的义务是提出警告，结果如何在上帝手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场战争与纪伯伦想象的并不相符。他看到人们在欧洲彼此残杀，空中充满了呻吟，人只能在混杂着血污的空气中呼吸。纪伯伦对这场战争的最初感觉是困惑而惊诧的。由于纪伯伦深受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地球上的任何生物，只有为生存而斗争才能存在。因此他安慰自己说，这场战争“将使世界得以探索自己的正确道路。它将给生活提供一条新的途径，供生命之子去走。”他预言，这场战争将“决定人类和各民族在一段时间——100年——的命运。”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几乎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国家纷纷卷入这场混战。纪伯伦受时代与社会的限制，只看到“所有过着世界集体生活的人互相格斗着，死亡毁灭着生命”，而不能了解这是一场欧洲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纪伯伦从自己的进化和革命哲学出发，认为这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