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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会死」，你根据什么讲这句话呢？你说「我根据我这一生每天看报纸，每天都有人死，所以我证明人人都会死。」你怎么证？你所看的是历史，到今天为止人人都会死，不等于明天开始人人也会死啊！因为如果医药再发达，如果人对物理学，对医药学，对生理学，对许多营养学有更大的发展，到最后可以防止死的来到的时候，那么你这个「人人都会死」，只能说veryuntilwhatday；whatmonth；whatyear。从这年这日、这月这日以后，这个公律就不能再被接受了，你明白了吗？
所以你说「因为人人都会死，唐崇荣是人，所以唐崇荣会死这是必定的。」你这个「必定」就变成一个「信仰」而不是变成一个逻辑的证据。所以，为这个缘故，方法论的本身一错的话，那其它什么思想都可能错的。所以用这样的原理来看，我认为「以经解经」还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以经解经」的时候，你把这一节圣经理所当然的解成你自己要信的那个方法，用那一节做为最基本的准则去解别节圣经的时候，每一节都根据那一节作它的基本的基础。这样的话，以经解经如果是危险的话，请问，用怎样的解经才比较正确呢？归纳式的查经是不是一定正确呢？演译式的查经是不是一定正确呢？这个以经解经是不是一定正确呢？所以我给你们的另外一个名词——总原则解经。
「总原则解经」是比「以经解经」更基本，更正确，更可靠的解经。那么，你说「总原则解经，你怎样处理，怎样领受，怎么样归纳出一个总原则？到底这个总原则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很多人要问的，所以，每一次我到一个地方讲道，讲到「总原则」，讲到「总原则」，他们好象抓到一个masterkey一样的，就来找我，「唐牧师，那么，你把那个总原则告诉我，我有一个总原则我就可以到处解经不会错了。」这个总原则就是最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总原则是从全本圣经有关同样的名词，有关同样的记载，有关同样的教义，总结合去了解出来的原理叫作「总原则」。这个总原则是不是一把钥匙呢？不是，有关所有的，有关任何题目所有有关系的经文整个研究，从全本圣经得到的原则关于那个题目的，是「那个题目」的「总原则」。那么，有别的题目，再把圣经有关于另外一个题目所有的圣经归纳起来，再去找那个另外一个题目的总原则，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看见有许多许多人对圣经的解释是太过马虎，太过独断，太过主观，太过随便以偏概全的解释。但你注意到改教时期的时候，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所做的工作，跟加尔文（JohnCalvin；1509…1546）所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上帝用马丁路德这种率直，粗犷，正直，见义勇为，一定要做的时候，绝对不推辞职的德意志的这种北方人的个性，来做拆毁大系统的工作。天主教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而这个系统没有人敢去动他，因为他有了千年历史的权威，在一千五百年的历史是这样屹立不动，谁可以把它从根基去摇撼呢？没有别种人像德意志这种人的个性，更适合来推翻大系统的工作。所以上帝用马丁路德做了什么工作呢？——拆毁的工作，他拆毁错误的传统，拆毁错误的权威，拆毁错误的历史。这样他把根基从起初摇撼起来的时候，他完全是根据圣经。
这样，马丁路德所做的工作是「拆毁」的工作，但是拆毁一个系统之后，难道就等于说你就成功了吗？不是的。事实证明，革命以后常常社会的动乱比还没有革命以前是更加可怕，是更加危险的。所以，这样，改教家们在这一方面也得了一个结论，就是无论多坏的政府，总比没有政府还更好。大家说「无论多坏的政府总比没有政府还更好。」当一个人对现有的政府多加批判，非常不满意，句句责备的时候，他好象心中有一个思想，「如果这种政府不在，社会一定是自然平安的」，这是妙想天开的乌托邦思想。因为当已经有的政府推翻掉的时候，社会一定经历一个非常不可收拾的动乱的时期，这是绝对不能否认，也不能排挤的一件事情，因为人性到了没有被控制的时候，自由就变成「泛滥」，自由就变成「野蛮」，自由就变成「放纵」，而真正的自由是向罪说不，向义顺服，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而当人已经在堕落之后，有了罪性的时候，人根本没有抗拒罪恶的能力，只有在犯罪上有「火上加油」的能力。所以，当政治被推翻掉，临时有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就是野蛮主义，独断独行，社会混乱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
照样，用这样的情形来看，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总原则来处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用「自由」去解经的话那就很危险了。所以上帝借着马丁路德把错误的系统，古老的权威，历史上的这些包袱完全拆毁下去以后，上帝马上就用加尔文做一个建立的工作，上帝说「我拆毁，我还要」什么？——建立。我要建造，所以如果没有把这个真正合乎圣经的系统建造起来的话，基督教把天主教打下去以后，那前途就不堪设想，是乱成乱七八糟了。正像毛泽东以为中国的旧礼教，中国的孔子，儒家的学说是带来整个中国文化很大的包袱，是没有办法摆脱的，是一定要把孔家店把它打倒的时候。结果呢？当孔家店打倒以后，「文化大革命」就变成全世界历史以来，最大的一群青年人胡作乱为的野蛮时代。所谓「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个就变成许许多多的人，用这种错误带来的自由来推翻自己父母的权威，推翻自己老师的权威，推翻整个历史带来的教训的权威，使中国进到全历史中间最野蛮，最可怕的时期，是一样的情形；所以神就借着加尔文把新的系统建立起来。
那你注意，当马丁路德年老的时候，几乎他的影响已经没有了，因为他能做的工作和他当尽的责任他已经尽了。所以新的系统建立起来的时候，神就借着加尔文成为整个世界归正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你注意为什么Huguenots受他的训练，来到日内瓦受他的训练，为什么Huguenots受他的训练？为什么欧洲北方的人来日内瓦受他的训练？为什么英格兰的人派人到他那边受他的训练？为什么？诺克斯（JohnKnox；1517…1572）到日内瓦受训练，这些人他知道要重新建立基督教信仰的架构，只有在日内瓦从加尔文的系统中间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为这个缘故，日内瓦就变成整个基督新教重新建立系统的中心。如果不是日内瓦把整个教会带回归正的神学，整个教会不知道要走哪一条道路。
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讲「归正神学」的时候，大家以为既然教会有这么多历史在台湾，还要你把「归正神学」带来做什么呢？又是新的一派。我告诉你，不是的，「归正神学」是所有教会一定要走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今天许多人走不来，走一半变成另外一派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中心，所以就没有真正回到圣经那里去。这个reformedtheology不是一个派系，reformedtheology是一个方向，reformedtheology是一个原则，reformedtheology是一个基础，reformedtheology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所以今天谈到信仰跟方法论的时候，我提到了关于加尔文建立新系统的方法论，跟这几节圣经里面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如果加尔文没有把这整个归正神学的方法论重新奠定基础的话，那以后的基督教就没有办法来应付所有的哲学、文化跟当时所有的异端对基督教正统派所带来的攻击，没有办法反击他们。所以「归正神学」给我们带来一个方法论的复兴。
今天我们所要的复兴不是这个。人所要的复兴是什么？就是大家热热闹闹，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哦！哈利路亚。」这个叫作「复兴」，那个叫作「大喊大叫」。复兴一定要从「方法论」，从总原则开始，然后这个可以千年大业建立基础，这是台湾教会很少看到的。台湾教会最喜欢的就是怎么样使我的礼拜堂坐满，奉献增加。如果能够坐满更多人，感谢主！复兴了。那怎么样坐满呢？派人到赵镛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