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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正
作家的历史地位，是个老题目。杜甫说的是：“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作这诗的杜甫，历史地位就比王杨卢骆更高。比他晚生了几十年的韩愈就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同样是关于李杜，过了一千年，就有人从新的角度来思考了。清人赵翼的诗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是看到一千年里出现的那许多新人新作，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文学体裁，才有这样的见地，发这样的感慨吧。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当中，就声望和影响来说，鲁迅当推为第一人。进入二十一世纪，对于鲁迅的遗产应作怎样的估计呢？他的著作，大体上说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文学创作，即《呐喊》《野草》《彷徨》《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他自己说的，“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此外，大约还得加上新诗和旧诗。二是学术研究，即《中国小说史略》和一些单篇研究文章。三就是那十多本杂文集了。现在就来探讨一下这三者的情况。
他的创作，我想，是必定会永远流传下去的。如果说韩愈的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那么五四前后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就更可以说是“文除百代之弊”了。当然，首先提出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口号的，是胡适和陈独秀，而最早“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却是鲁迅创作的小说。这些作品的历史地位，不仅是开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不论就艺术还是思想来说，都达到了当时无人企及的高度。
《中国小说史略》当然也是开创性的工作，是第一本体例谨严的中国小说史。可是万事起头难，因而也就不免有些粗疏之处了。作学术研究，不能没有必要的条件，这也就是他慨叹过的“数年粮食，一屋图书”，可是当年他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他自己说的，“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华盖集续编·关于〈三藏取经记〉等》）。不但是他“家无储书”，像《金瓶梅词话》这失传多年的孤本古籍，是在《小说史略》成书之后才出现的。还有出现更晚的，“三言二拍”在国内久已失传，《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中，不得不说“‘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仅知其序目”。一九八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收藏的原本将这几种书影印行世，今天的学者来写这一节，就会有比鲁迅更好的成绩。
不但有资料不足的缺陷，唐代“变文”早已在敦煌发现，《小说史略》理应设置专篇，可是没有，这也不能不说是一失。此外在理解和论述方面，也已经有学者指出了书中某些可议之处，这里只举一例。第十二篇“宋人话本”中说：“什九先以闲话或他事，后乃缀合，以入正文。……大抵诗词之外，亦用故实，或取相类，或取不同，而多为时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故叙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凡其上半，谓之‘得胜头回’，头回犹云前回，听说话者多军民，故冠以吉语曰得胜，非因进讲宫中，因有此名也。”针对这一段文字，胡适在《宋人话本八种序》中说：“鲁迅先生说引子的作用，最明白了；但他解释‘得胜头回’，似不无可以讨论之处。《得胜令》乃是曲调之名。本来说书人开讲之前，听众未齐到，必须打鼓开场，《得胜令》当是常用的鼓词，《得胜令》又名《得胜回头》，转为《得胜头回》，后来说书人开讲时，往往因听众未齐，须慢慢地说到正文，故或用诗词，或用故事，也‘权做个得胜头回’。”（《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页）凡此种种，都是后出的研究著作可以超过先出者的地方。后来的人能够看出前人的不对和不足，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这本书的“题记”中，鲁迅表示了“诚望杰构于来哲”的愿望。我深信在二十一世纪必将有人写出水平更高的中国小说史。那时，鲁迅的这一本，当然还是有学术史上的价值，却不再是一般读者的读物了。
他的那些杂文集不分门类题材，按年编集。其中怀人忆旧，悼亡抒情诸篇，属于散文创作。而一些书评序跋，文学短论之类，多带有一点学术著作的性质。这些文章后世读者当会同散文作品和学术著作一样去阅读和欣赏。通常人们所说的杂文主要是指那些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以及时评和政论。从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些随感录开始，他就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之下，对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采取了鲜明的、坚定的批判态度。这些文章显出了他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深思和洞察，显出了他对国家命运和世道人心的深切关怀。他在生前被人称为“思想界前驱者”，身后被人称为思想家和革命家，主要就是因为他的这些杂文作品。可是，鲁迅自己并不希望这些文章有多长的生命。他在为第一本杂文集《热风》写的“题记”中说：“我以为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杂文还有生命，即证明它所攻击的时弊还没有消除。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痛苦地承认，虽说时间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就是这本《热风》中所收的文章，有的似乎还并未过时。例如《随感录四十八》中说的，“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新一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者，我们不是都看见过么。这篇杂文也就至今还有批判这种人物的作用。这也显出了鲁迅思想批判社会批判的力量。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化和进步的，鲁迅杂文所攻击的时弊完全消除的一天迟早总会来临的吧，那时，这些作品就将作为思想史上的一种文献得到读者的赞叹和欣赏。
对于鲁迅另外一些时评和政论，却需要作更具体的分析。这些文章，或者是写作的当时并不真正了解相关的情况，或是受了某种情绪或偏见的影响。而当时的读者，或者同样不了解情况，或者因为相同的情绪和心态，接受了这些文章。几十年之后，情况变化了，档案公开了，新一代的读者能够了解到相关的真相，也少有那些情绪和心态的影响，就很容易发现这些文章说的不对，也就不再接受它。这里且举一点他涉及苏联的文章为例。
鲁迅写过好几篇热情赞颂苏联的文字，以为这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他说：“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因为苏联历史的终结，其内幕渐渐为世人知晓，已经不再有人宣称它代表人类的未来了。
在赞颂的文章中，《南腔北调集》中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篇曾被编入中学课本。其中为当年苏联排队购物所作的辩解，我已根据解密的官方档案作了分析，这里就不重复了。（见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辫子·小脚及其它》）此外，这篇文章还赞颂了苏联的政治情况，说是“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这里说的，是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七日在莫斯科审判的所谓的“工业党”案件。据称“工业党”的党员连同地方组织在内多达两千人，大都是高级技术知识分子，这次出庭受审的八个人，都是专家、教授和经济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被列为首要的拉姆辛（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的注释译作拉姆仁），就是莫斯科热工学院院长，热工学和锅炉制造专家。他们被控进行破坏活动和间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