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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苏共政治局提出的要求，在他们看来，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严格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他们的建议尽管苛刻，但并非出于盲目的感情用事。然而这不是42说他们对蹂躏了他们国土的那个民族不怀有强烈的仇恨。胜利以后，俄国人在柏林到处设置标语牌，写上斯大林在1942年9 月讲的一段话：“把希特勒一小撮同德国人民、德意志国家混为一谈是荒谬可笑的。……历史表明希特勒一类人上了台又复消失，而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则依然存在。”直到1944年年中，俄国对德宣传唱的都是这个调子。但是能够更确切地代表斯大林在战时所持的态度的，是他自己说过的这句话：苏联人民的任务是“消灭每一个侵入我国领土的德国人”。这也许是修辞上的夸张，但是这样说是为了激起抵抗的愤怒情绪，而这种情绪在战争结束后也不容易冷静下来。当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以和蔼的神情”提出需要枪毙五万名德国军官和技术人员时，连丘吉尔也没有把握判断斯大林说的话是否当真。从1944年5 月起，俄国的广播似乎就开始提出战后要把全部德军官兵用于强迫劳动。
伴随着仇恨的是轻蔑。这就似非而是地使得把共产主义引进德国的问题冷却下来。有一次斯大林告诉米科莱契克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德国，就象马鞍不配安在牛背上一样。”在波茨坦会议上，他曾告诉丘吉尔说，他在1907年看到有二百个德国人未能参加一次共产党的会议，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火车站栅栏门收他们的车票。1945年5 月，有个俄国军官对一位美国人这样说：“我们肯定不打算把共产主义这样高尚的理想带给那样的人民。”斯大林因德国工人未能进行切实有效的抵抗去阻止纳粹的兴起而蔑视他们（他轻易地忘记了他自己不赞成社会党同共产党合作时，对造成这个后果应负多大的责任）。他对共产主义在德国群众中是否受欢迎并不抱幻想，他认识到在德国实行共产主义，不能依靠自下而上的自发运动，只有依靠红军和俄国的实力才有可能。再者，马克思主义学说教导说：首要的任务是夺取生产资料，为此目的，可以利用任何自愿的同盟者，在牢固掌握政权以后，就可以推行共产主义。还有，迅速索取赔偿的机会（这里速度是很重要的）取决于毫不拖延地重新开动资本家的生产机器。为达到此目的，需要从资本家那里取得尽可能多的帮助。所以，如同在东欧其他国家采取的政策13一样，第一步不是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而是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在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里吸收一些资产阶级的傀儡政党参加。
然而，俄国人很自然要在共产党人当中找朋友，并把那些流亡俄国受过训练的德国人安插到负责岗位上去。关键的职务必须由可靠的人来担任。俄国人绝对地相信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是其经济结构的反映，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措施立即冻结银行存款，对主要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实行土地改革。在德国垮台以前，土地改革的纲领已经在俄国拟就，连同赔偿方案在内，这似乎是俄国人为占领德国所做的唯一的明确的准备工作。的确，为了永久摧毁普鲁士军人特权阶层的权力，土地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初期的土地改革还不是实行集体化，而是把土地再分配给小农。这就形成了牢固的阶级力量，可赖以抵制旧政权的复辟。这正是1917年列宁所采取的“妥协”办法，以诱使农民支持布尔什维克而从沙俄军队中开小差，正是此举对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管俄国人在他们所奉行的政策方针上企图表现得多么克制，不管在把共产主义同失败联系在一起考虑时是多么小心翼翼，他们不能不推行一种新政策，建立一个新政权，而其成败势必要影响到他们的威信。他们可能有此打算，把最初建立的政权当成是“预备牺牲的”，一旦他们的政策需要牺牲或解散这个政权，他们决不会因感情用事而裹足不前。但政权的变更不容许影响其基本性质。不管怎样，德国人对于形式上的细微差别是不大计较的。他们反正把新政府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因为共产党人担当着重要职务，而且因为它是苏联建立的。所以，俄国人对新政府的命运不能漠不关心。这就导致俄国人内部负责索取赔偿的当局同负责与德国人打交道的当局之间，以及在波茨坦的苏军司令部同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军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道理很明显，如果无情地实施从德国搬走尽可能多的物资的政策，势必会造成匮乏和混乱，使得极有经验的和地位稳固的管理当局也穷于应付。造成内部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否仅限于此，是值得怀疑的。斯退丁纽斯曾经提出过下列看法：在雅尔塔会议以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曾经遭到政治局其他成员的44批评，说他们对美、英方面太迁就了，并迫使他们规避承担某些义务。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斯大林把占领东德主要是看成巩固俄国的一种手段，而莫斯科以日丹诺夫为首的另一批人则把东德当作一个据点，来策划共产主义对西德的征服，进而征服整个西欧（列宁不是说过“谁掌握德国就掌握欧洲”吗？）。共产党预料战后可能发生的混乱，以及他们深信会妨碍经济复兴的不景气，都将有利于他们的图谋。但是如果他们要想抓住这一时机，东德的政权就必须做出相当好的政绩来。
苏联战争赔偿委员会对莫斯科（也许是对莫洛托夫）直接负责，但是似乎同朱可夫及其后任索科洛夫斯基所领导的驻东德苏军当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宣传鼓动部的领导人图尔帕诺夫是日丹诺夫的主要代表，他受过工程师的训练，二十年代曾经在德国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战时曾担任红军的政委，一度有人把他恰当地譬喻为“俄国的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他很有才干，冷酷无情；富有幽默感，但是很不善于体察别人对他的看法。此外还有政治部主任兼朱可夫的顾问谢米诺夫，似乎代表第三种政策，谢米诺夫看来象是贝利亚而不是莫洛托夫任命的人。这个人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官员相比，对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有较深的素养，他必定不会象打了胜仗的士兵或头脑顽固的宣传工作人员那样对苏联的实力和前景有那么大的自信。他对于下列两种政策所孕育的危险性大概早就有所了解：一是旨在使德国分裂，二是企图以东德为跳板进攻西欧。象处在谢米诺夫那样地位的人，很可能认为在不牺牲苏联既得利益的条件下，采取一种保持德国重新统一的道路畅通无阻（不管这种统一是否取得西方国家的同意）的方针更为上策，因为这样的德国最终可能证明比一个违背其自身意愿而共产主义化了的德国更有条件成为苏联的有益的盟友。显而易见，这种政策乃是三国同盟和拉帕洛政策的直接继承。
上面关于俄国阵营内部不同观点的扼要描述中虽然有不少揣测的成分，作者仍然给予一定的篇幅，因为这种分歧对理解俄国的对德政策有所裨益。有些人以为独裁政权的“铁板一块”的特点不仅体现于外表，而且自然地45会导致奉行一种明确一致的单一政策。这些人听到这种内部分歧的存在只会感到吃惊。上述内部分歧在现实情况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阵营内部也会有所反映，而且更为严重，不只限于军事与民事占领官员之间观点上的分歧。但是在西方，人们至少公开承认分歧并且展开讨论。
不管个别的俄国人持有什么见解，他们很自然地会对西方同家抱怀疑态度。斯大林在其权力上升的过程中，对待昔日的盟友的态度是：一旦这些盟友已经帮助他打倒了直接的敌人，他就会予以抛弃。在国际事务中他也同样如此，自属意料中事。更有甚者，他从未摆脱格鲁吉亚农民的特色。在革命领袖人物当中，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最差，他是主张“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当时对俄国这是唯一可行的政策，而且因为这个政策本身有其吸引人的积极方面。如果说斯大林也注视俄国以外的世界，那么他对亚洲的关注并不亚于对欧洲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