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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原因。《颜氏家训·文章篇》说，“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廙（音异yì）也”。建安的优良作风，保持在南朝，这也是南朝文学发达的一个原因。
代表建安文学的最大作者是曹操和曹植，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的时期，常常同时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曹操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
曹操所作诗文，纯是两汉旧音，不过，因为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特别是四言乐府诗，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不是他气力十分充沛，四言诗是不能做好的。说曹操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他的四言乐府诗应是一个重要的特征。锺嵘《诗品》列曹操为下品，是齐梁人陋见，并非公评。
曹植文才富艳，思若有神，被曹丕逼迫，满怀忧愤，发为诗文，情采并茂。他的五言诗，不仅冠冕众作者，而且为魏晋南北朝文士开出新门径。
古代韵文在发展过程中，前后曾受过两次大的外来影响，因而形成唐以前古体和自唐以后律体的两大分野。第一次外来（对北方文学说来）影响是楚声。第二次外来影响是梵声。
《诗三百篇》中有南（《周南》、《召南》）与雅（《小雅》、《大雅》）两种声调，雅（正）声即华夏声，南声即采自江汉流域的楚声。屈原宋玉作楚辞，在文学上有根高的地位，为文士所模习。楚人刘邦建立汉朝，爱听楚声，楚声盛行全国。汉世相和清商等曲，都属于楚声系统。旧的雅声衰息，雅声化的楚声也就成为华夏正声。唐时楚汉旧声衰息，雅声化的梵声也就成为华夏正声。楚声梵声并不是本身不变而代替雅声，相反，它们是作为一个新因素被雅声吸收并消化，因而产生新的雅声来代替旧的雅声。雅声吸收梵声，开始于东汉末年的音韵学，然后运用入文学。最先运用的文学家就是曹植。
东汉时，印度声明论（音韵学）随佛教传入汉地。胡僧学汉人语文，利用梵文字母注汉字音。汉儒接受这个启示，用两个汉字当作字母拼汉字音，因此发现反切法，东汉末儒者孙炎、刘熙、韦昭等人都用反切法注字音，比读若法前进了一步。
反切法逐渐通行，声与韵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专学，韵学应时出现了。最早的韵书是魏李登的《声类》十卷，晋吕静的《韵集》五卷。两书分字声为宫商角徵羽五类，还只能“始判清浊，才分宫羽”，为后来韵书作先驱。南朝人声韵学的研究愈益深入，著作甚多，最著名的有周彦伦《四声切韵》，沈约《四声谱》。所谓四声，即分字声为平上去入四类。凡韵书都是以四声或五声为纲，以韵目为纬。隋陆法言等八人采集各家韵书和字书，斟酌古今南北的声音，定声为四，定韵为二百零六，有字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自从《切韵》书出，声韵有了定准，后世诸韵书无不依据《切韵》，只是作些小的变革。不论方音如何繁杂，但在韵文或半韵文（四六文）上，全国文人的声音完全一致。这对汉族语言（写在诗文上的语言）的统一起着稳定的作用，意义是巨大的。
上述音韵学由粗疏到精密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文学上吸收并运用梵声的发展过程。孙炎在音韵学方面开始作反切，相当于曹植在文学方面开始用平仄。
西方佛徒传播教义，应用声律以制赞呗，韵合弦管，令人乐听。据释慧皎《高僧传·经师论》所说，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始依梵声创作梵呗，为学者所宗。这种说法很可能出自僧徒附会，不过，曹植诗中也确有运用声律的形迹。如“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赠白马王彪诗》）；“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情诗》）等句，平仄调谐，俨然律句，不能概指为偶合。自然，这只是律诗最初的胚胎，距律诗的形成还很遥远，但既有胚胎，便会继续成长。陆机《文赋》主张“音声迭代”。就是说，一句中要平仄字相替代，不可全用平声字或仄声字。吴亡后，陆机陆云兄弟来洛阳。有一天，陆云与荀隐在张华家会见。张华说，你们都是大名士，不要说平常话。陆云拱手报姓名：“云间陆士龙”。荀隐答，“日下荀鸣鹤”。两句不仅对偶工整，平仄也完全合律，可见南北文士都在声律方面用功夫。宋范晔《自序》说“性别宫商（四声）识清浊（清音浊音）”；又说“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所谓根本，就是声律的确实掌握。齐梁时，声律的研究更深入，以沈约为代表，创四声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说。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阐发声律的秘奥时说，“欲使宫羽（平仄）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范晔至死不肯告人的调声术，自沈约公布八病后，大为文士所遵用，梁陈时，律诗律赋大体上定型了。到唐朝，律诗律赋成为代表性的也是最盛行的文学。
所谓雅声化的梵声成为华夏正声，实际意义就是有声律的文学代替了无声律的楚汉文学。
文学史上古体与律体是两个大分野。自建安讫南朝是由古至律的转变时期。这个转变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声律的研究和运用。声律之所以被研究和运用，是由于受到梵专用的影响；也就是印度专用明论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贡献。
三 艺术
汉族传统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的特性，一般地说，就是幻想性少，写实性多；浮华性少，朴厚性多；纤巧性少，闳伟性多；静止性少，飞动性多。这种文化特性东汉以前和以后，本质上无大变化。但东汉末年，经汉灵帝的提倡，文学和艺术在形式上开始发生了变革。这就是原来寓巧于拙，寓美于朴的作风，现在开始变为拙朴渐消，巧美渐增的作风。建安三国正是这个变革的成功时期。文学的成功已如上述，艺术的成功，下面举出书法和绘画两个重要部门。
书法
自甲骨文至小篆，文字与图画相接近。象形字描绘实物，指事字描绘虚象，会意字、形声字是象形字指事字的配合体。所谓“书者如也”，就是说每一字都象事物的形状（包括象声）。隶书离图画较远，楷书又较远，但书法与画法仍有相通处，因之书法在艺术上与绘画有同样的地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主，创制小篆体。古文籀文以及战国时六国异体文字一概被废弃，小篆成为全国划一的文字。小篆对古文籀文有省（省去繁复的形体）有改（改去奇怪的形态），在文字形体的改革上，显然有进步意义。不过，小篆仍属于古籀系统，字体圆形，书写不便。程邈摆脱小篆的拘束，创制隶书体，改圆形为方形，书写起来比小篆便利得多。这在当时是一种最进步的文字。王次仲（秦隐士）“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蔡琰说），创制八分书。八分书篆体多于隶体，是一种保守性的文字。又有隶草，是隶书的变体，书写比隶书更简易。两汉文字除汉元帝时，史游作章草，东汉末，张芝作今草（章草各字独立，今草前后字相连），刘德升作行书（草书兼真书），字体有些改革，其余沿用秦文字，并无新创。但有一点是特殊的，那就是两汉尤其是东汉，不少文士以“工书”著名，有些竟以写字为专业。经汉灵帝提倡后，书法在艺术上的地位更为显著。
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蔡邕能画工书，八分尤为精工。一七六年（汉灵帝嘉平四年），蔡邕以八分体写《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五部经书，使刻工刻成石碑四十六块，立在大学讲堂前。这是有名的熹平石经。从经学方面说，它校正了五经文字，从艺术方面说，石经文字是两汉书法的总结。
绘画
两汉承春秋战国时期绘画的传统，以历史故事为主题，在宫室祠堂的壁上作壁画。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记壁画情形：最先是太古裸体怪形、质野无知的神话中人物。其次是黄帝尧舜，有衣裳冠冕。其次是夏商周三代兴亡。凡历史上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的事迹，国君的贤愚，政事的成败，都用来“恶以诫世，善以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