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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春秋繁露》里载求雨止雨法，登坛祷告，极象一个巫师或道士。他是椎论灾异的大师，有一年，汉高帝庙遭火灾，董仲舒推论火灾的原因，草稿被人偷去送给汉武帝。汉武帝召集群儒察看。董仲舒的大弟子吕步舒不知是本师所作，说是大愚妄，董仲舒几乎被杀，吓得他后来不敢再谈灾异。皇帝需要有利于统治的妖妄言辞，但禁止议论朝政。儒生需要造妖妄言辞来提高自己所讲那一经的地位，但必须避免大愚妄的危险。最妥当的方法自然是托名孔子，董仲舒以后的经师都采用了这个方法。
谶是谜语式的预言，源出巫师和方士。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推论灾异，预知吉凶，虽然还不算是谶而已为儒主造谶开了先路。巫师方士造谶当然比不上用孔子名义的谶，因此西汉末年，造谶成为儒生的专业。纬是一种大杂拌。其中有（一）天文历数学。除去它的迷信部分，颇有一些可取的学说。（二）上古时代的神话和传说。这大概就是司马迁所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的那一部分。西汉儒生还看到这些古杂书，录入纬书中，多少保存了一些古杂书的残余。（三）地理知识。（四）解说文字。（五）叙述礼制。（六）推演经义。这些，不管它如何杂乱鄙陋，总还算是说经的一种。但纬书之所以被朝廷重视和利用，并不在于单纯说经的这一面，而是在于造作神话怪说，与谶混合在一起，随时添加迎合世务，借孔子名义肆无忌惮地传播妖言的那一面（郑玄说，孔子所欲改先王之法，阴书于纬，以备后世帝王采用）。章句连篇浮辞使人昏迷，王莽汉光武帝和某些经师还可以主张删节，对谶纬则竭力提倡和保护，不许对它攻击，足见它具有最黑暗的性质，比章句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
汉成帝时有所谓六经六纬。汉哀帝汉平帝时谶纬盛行。王莽大加提倡，惜以证明自己得天命该做皇帝。汉光武帝因谶纬有“刘秀”、“赤九”（汉高帝九世孙）等预言，崇信更甚。他崇信谶纬，无非是要人们崇信他是个真正受天命的皇帝。他用谶纬的说法来讲五经，甚至用人行政也依据谶纬来作决定。一个古文经学家桓谭极言谶纬妖妄，汉光武帝大怒，说“桓谭非圣无法”，要拿下去斩首。桓谭叩头流血，好半天才得免死。他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被贬出京，在路上病死了。东汉儒生如果反对谶纬至少是不得做大官；反之，做大官的多半是妖妄人或附和妖妄人的庸鄙人。东汉一朝思想上政治上愈来愈黑暗，与谶纬愈来愈盛行，趋势是一致的。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是东汉主要的上层建筑物，它给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服务，就是豪强对农民进行着残酷的掠夺，豪强集团相互间进行着剧烈的冲突，农民穷困流离，对统治阶级不满以至反抗继续在增进。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使东汉社会一开始就显得不安稳，到后期更呈现危急状态。这样的社会基础，无怪乎自汉光武帝以下的统治者，都迫切寻求天命鬼神的助力，希望从它那里获得一副麻醉剂，好让矛盾松弛下去。不过，谶纬并不是很有效的麻醉剂，它的效力远不及佛教那样大，而且它还有很大的副作用，因为预言可以随时新添加，愿意添加些什么话很方便。汉桓帝时，谶纬里出现汉朝气数完了，“黄家当兴”的预言，张角首先利用它发动黄巾军起义。后来曹丕引用大批谶纬证明自己就是“黄家”，刘备引用大批谶纬里“备”
字证明刘备该做皇帝，孙权大造符瑞，证明自己也得天命。晋武帝以及南朝各朝用禅让方式灭旧朝廷，都有大批谶纬作证明。谶纬用以欺骗人民，结果却是黄巾起义；用以缓和内部争夺，结果却是新朝廷灭旧朝廷。统治阶级感到谶纬不是好的麻醉剂了。随着佛教的逐渐盛行，南朝宋孝武帝开始禁谶纬，梁武帝加重禁令，隋文帝时禁令更严厉，隋炀帝派遣使官，在全国范围内搜查有关谶纬的图书一概烧毁，私藏者处死刑，谶纬学算是基本上被禁绝。
经学内部与今文经学对立的是古文经学。原始经学大体上有鲁学齐学两种学风。鲁学主合古（复古），齐学主合时。汉高帝令叔孙通定朝礼。叔孙通请鲁儒生们到京城去商议，有两个儒生不肯去，斥责叔孙通道：朝廷要积德一百年才能谈到兴礼乐，你现在就想做起来，是不合古的。我们不去。你走罢，不要来污辱我们。叔孙通笑道：你们真是鄙儒，不懂得时务。鲁两儒生和叔孙通正表现出两种学风的区别。它们继续演变，齐学成为今文经学，鲁学成为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派代表统治阶级一部分仕进心较淡，复古心较浓的士人。这里所谓仕进心较淡，并不是说他们不热心仕进，而是说他们在今文经学的压制下不得仕进。所谓复古心较浓，也不是说他们真想恢复孔子所说的一切，而是说他们只要求朝廷承认古文经学是真经学。他们因为主张复古，所以反对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在这一点上，古文经学确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它是复古主义者，和合时的今文经学一样，本质上都不是进步的。
古文经学的一个特点是“通训诂”“举大义”，“不为（学）章句”。所谓“通人恶烦，羞学章句”，就是古文经学家轻视今文经学的一般态度。东汉主要古文经学家如桓谭、班固、王充、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人都博通群经，其中马融是标准的古文经学家。古文经学又一特点是反对谶纬。桓谭、尹敏、王充、张衡、荀爽、荀悦等人都斥责谶纬，说它不合经义，非圣人（孔子）所作，特别是王充，著书反谶纬，是东汉最大的思想家。今文经学是官学，不仅太学中有成万的学生，就是一个名师建精庐（私立学校）开门教授，学生也常有数百人或数千人，如蔡玄教授经学，门徒（亲受业的高第生称弟子，转相传授不直接受业的普通学生称门生，统称为门徒或诸生）常有千人，历年著录（学生名册）共有一万六千人。这种官立私立的学校以外，还有学童读书的书馆。王充八岁（公元三四年）进书馆，书馆里有小童百人以上。当时正是汉光武帝初年，上虞又只是会稽郡的属县，一个书馆里学童多至百人以上，中原地区的书馆，学童当然会更多。书馆教师可能全是今文经学者，他们对广大学童传播今文经学的影响（主要是谶纬），所以今文经学在士人群中也在学童群中有雄厚的根基。古文经学是私学，但名师门下也常有学生数百人或千人。他们人数远不及今文经学者那样多，学风上却有显著的不同趋向，这种趋向成为反对今文经学的力量。
自王莽时刘歆与博士们发生冲突以后，整个东汉经师继续着古文今文的争斗。汉光武帝曾大会朝臣辩论是否可立古文经学博士。经多次辩论，汉光武帝要收揽古文经学派，决定立左氏《春秋》博士。今文博士们议论喧哗，公卿大臣群起反对，《左氏春秋》博士不久就被废除。汉明帝时，贾逵代表古文经学派，利用朝廷特重谶纬的空隙，上书说《左传》与谶纬相合，可立博士。贾逵依靠这种迎合的本领，终于得到汉章帝的允许，让《左传》、《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四经公开传授，但不立博士，这就是朝廷不承认古文经学是士人求仕的正路。在古文经学派方面，取得朝廷这一些让步，也算是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今文经学章句烦多，说解乱杂，不仅“通人恶烦”，就是非“通人”也同样恶烦，当古文经学派力求上升的时候，今文经学感到自身有“省章句”“正经义”的必要。公元七九年，汉章帝亲到白虎观，大会群儒讲议五经同异，用皇帝名义制成定论，称为《白虎通义》（又有《白虎通德论》、《自虎通》等名）。
它是全部今文经学的综合体，也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提要。全书条理明白，义旨简要，确是一部重要著述。
不过，奉命编书的人不是今文博士而是古文学者的班固。今文博士一般只会记诵章句不会概括大义，只能专讲一经，不能兼通五经，要编通义就不得不求助于古文学者，《白虎通义》的编成，正显示今文经学的虚弱，它无可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