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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税一制，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后广大荒地逐渐被开垦出来，流亡户也逐渐回到故乡来。拥有小块耕地的农民，占农民户口中的极大多数，这是西汉前期社会繁荣的真实基础。
三十税一制也鼓励了商贾、地主兼并农民的积极性。商贾地主使用操纵物价，放高利贷等方法，夺取农民的田宅，夺取农民的子女和农民本身做奴隶。随着兼并的逐渐盛行，各地方都出现豪强势力。《史记·货殖传》所说的“素封”与所谓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县，下富霸一乡一里，就是割据性的大小豪强。西汉后期直到南北朝，豪强常是影响政治的一个严重力量。西汉前期开始成为两汉定制的三十税一制应是造成豪强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西汉前期对匈奴和亲，避免大战争，再加田租轻微，徭役较少，农民得到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繁荣了。但享受繁荣之果的人，不是农民而是以皇帝为首的地主和商贾。汉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仓里装满了粮食，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所藏的钱，积累到好几百万万，钱串子烂了，散钱无法计算。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堆积，一直堆到露天地上，让它腐烂。朝廷有六个大马苑，养马三十万匹。民间富人家家养马，骑母马出门自觉惭愧。管里门的小卒得吃好饭肥肉。吏任职久长，往往做一辈子。有些官很少调动，世代做下去，官号竟成了姓氏。如管仓的官姓了仓，管庚的官姓了庚。上层统治者自宗室、封君、公卿、大夫以至一般官吏，奢侈安乐，不受法令限制；下层统治者民间豪强，不借官位，专凭暴力，在地方上武断乡曲，兼并土地。实行清静无为政治的结果，使整个统治阶级过着极其饶富的生活。
半割据的诸王国，经五、六十年休息，统治者也很富强了。吴王刘痹采铜铸钱，与汉皇帝有同样富力。前一五四年，吴、胶西、楚、赵、济南、淄川、胶东七国国王联兵反叛，汉大将周亚夫击败七国叛军，灭诸国。此后，朝廷制定更严格的制度，皇子受封为王，只是征收租税，不管政事，王国与侯国无异。七国的灭亡，结束了四周以来合法的诸侯割据制度，加强了西汉朝廷中央集权的力量，汉朝确是统一了。经济繁荣与全国统一，使统治者改变政治方针，自与民休息的前期转入用尽民力的中期。
中期（前一四○年——汉武帝建元元年至前四九年——汉宣帝黄龙元年，凡九十二年）汉武帝凭借前期所积累的财富与汉景帝所完成的全国统一，再加上本人雄材大略的特性与在位五十四年的长久时间，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兴作，多所创建（主要是水利），把道家思想的无为政治，改变为以儒家学说为装饰的多欲政治。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以及民间诗人所创作经大音乐家李延年协律的乐府歌诗，集中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总代表。
西汉前期，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矛盾，一般说，还没有发展到激化的程度，地主与商贾间矛盾也是和缓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对外不用兵。汉武帝对外连年大用兵，战争使国内各种矛盾都激化起来。
受战争影响最深重的自然是农民。汉武帝为取得大量财物，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田三十亩按一百亩征收租税，口钱二十改为二十三，七岁起算改为三岁起算（汉制，民年七岁至十四岁每人每年纳口钱二十），贫民生子多杀死。农民穷困破产，富人乘机大掠夺。董仲舒说：富人拥有大片田地，穷人连放个锥尖的地方也没有。富人霸占山林川泽，独享利益，放纵淫侈，一个邑里就有皇帝，一个里里就有公侯，小民怎能不困穷。这种邑皇帝、里公侯大小豪强是朝廷助长的，但也不利于朝廷。豪强势力的过度扩大，引起了朝廷与豪强间严重的冲突。
董仲舒所说的富人，其中一部分是无市籍的地主，特别是地主中的豪强。他们尽量集中土地，役使贫民，掠夺奴隶，损害了朝廷的收入和权力。汉武帝为加强统治，分全国为十三部（州），每部派一刺史，按照六条查问郡县。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超过制度），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看来好象是惩罚豪强，保护贫弱，实际效力却极有限。汉武帝又允许非常刚强所谓“酷吏”的郡守，杀戮某些豪强及其徒党，借以抑制豪强的过度横行。酷吏之一的宁成，革官回家，发誓说，做官不到二千石，经商不到黄金一千斤，不能算作人。他租（强占）得水田一千多顷，雇（奴役）得贫民数千家，不多几年，积钱数千万。人都怕他，说，宁愿碰见母老虎，不要碰见宁成发怒。这说明除去一些例外，酷吏就是做官的豪强，豪强就是不做官的酷吏，归根都是吃农民的母老虎。
董仲舒所说的富人，其中一部分是有市籍（商贾）的地主，特别是商贾中的豪强。商贾剥削农民，最普遍的形式是放高利贷。还有垄断农民必需品的铸钱商和盐铁商，这些大商贾积钱往往多至黄金一万斤。商贾不仅剥削农民，有时也剥削地主，如囤积贵族或官府的需用品，使贵族或官府不得不低头，满足商贾的要求。在市上是商贾，到乡间便成地主。这和放高利贷的无市籍地主，行为上并无区别，不过地主没有市籍，可以做官吏，商贾有市籍，不得做官吏，实际上他们都是地主也都是商贾。因为商贾豪强长于经营，积累财产比地主豪强更多，对朝廷的损害，也比地主豪强为大。汉武帝用没收财产的办法，沉重地打击了商贾，使中等以上商贾多数破产。商贾从农民夺得大量奴隶、田宅和钱财，一转手便成了朝廷的收入。
汉武帝自前一三三年（元光二年）至前八九年（征和四年），进行长期的对外战争，巨大军费都由农民负担。农民在朝廷与富人双重剥削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进行小规模的武装反抗，但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汉武帝打击了一部分地主豪强和大部分商贾豪强，这些都是农民所痛恨的，阶级矛盾因而发生一定的弛缓状态。汉武帝在临死前三年，表示对战争的忏悔，下诏说，今天的要务在于力农。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改善的农具和技术。这样，渴望休息的广大农民，开始稳定下来，汉朝统治也就转危为安。
汉昭帝复行无为政治，与民休息，流亡农民逐渐回到故乡来。汉宣帝通达黄老刑名之学，整顿吏治，考核实效，农业又呈兴盛气象。前五二年（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音耶yé）单于称臣降服，对外战争停止，西汉极盛时期达到了顶点，由此转入衰亡时期。
后期（前四八年——汉元帝初元元年至公元八年——孺子婴初始元年，凡五十六年）经汉昭帝汉宣帝三十八年的与民休息和牛犁耕作法的继续推广，农业生产恢复并提高了，同时豪强势力也恢复并提高了。汉元帝时，中央权力开始衰弱，外戚、宗室、公主、王、侯、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权力的人，盛行兼并，成为新得势的上层豪强，原来的地主豪强商贾豪强，政治上势力较弱，成为下层豪强。上下层豪强在兼并土地掠夺奴隶时，存在着矛盾，在破坏中央集权时，则是起着一致的作用。上层豪强的代表外戚王莽，用欺骗农民，打击下层豪强的方法，企图解决当时紧张已极的阶级矛盾，当然，王莽是不可能解决矛盾的。
西汉政治有三个时期的变化，与政治相适应的学术思想也有三个变化。前期行黄老刑名之学，符合与民休息的社会需要。中期独尊儒学，罢黜百家。所谓儒学，就是儒学为主、刑名学为辅的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公羊》学的盛行，说明多欲政治代替了前期的无为政治。后期行纯儒学。所谓纯儒学，就是依据孔于所传在周天子统治下承认封建割据合法存在的原始儒家思想，其中以提倡宽柔温厚的《诗》学为最盛行。这正是中央集权衰弱豪强割据势力兴起的反映。汉宣帝教训汉元帝说：我们汉家的制度，一向杂用霸（刑名）王（儒）道，怎能学西周政治用纯儒学呢！乱我汉家制度的一定是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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