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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僻在西方，文化落在东方诸侯国的后面，但也在逐步前进。前三八四年（秦献公元年）开始废用人殉葬制；前三七八年（七年），开始有市；前三七五年（十年），开始有户籍。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制订许多法令，建立起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前三三六年（秦惠文王二年）开始用钱。落后的秦国，入战国后，一变而成先进的国家。
正因为秦国的腐化势力比较薄弱，所以新的制度得以实施。荀子曾到过秦国，在《疆国篇》里夸奖秦国民俗的朴素，官吏的忠实，大官的守法，朝廷的清静，认为是最好的政治。秦国军制，荀子也认为比别国好。《议兵篇》说，齐国讲求勇力技击，斩敌首一级，赏金一锱（音资zī一两二十四铢，六铢为一锱），这种军队只能“事小敌”，遇上大敌就离散崩溃了，这是“亡国之兵”。魏国的武卒，是按照严格的标准选拔来的。被挑选上的人可以免户赋徭役，这样一来，军队辗转增加，“地虽大，其税必寡”，这是“危国之兵”。秦国以军功升进，不管他是什么人，打胜仗的有赏，打败仗的有罚，所以人人奋勇，求得军功。齐国的技击，不能碰上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碰上秦国的锐士，一碰上，就象以卵击石了。足见秦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占有优势。
前二四六年，即秦始皇即位的时候，秦地有巴、蜀、汉中、宛、郢、上郡、河东（山西西南部）、太原、上党等郡。函谷关外有荣阳及周国旧地。单就疆土形势来说，秦对山东占有优势。
关中地本肥沃，郑国渠造成后，溉田四万余顷，农产更加丰富。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造都江堰，开辟稻田，大兴水利，蜀地沃野千里，无水旱灾，富饶无比。秦拥有两个大农业区，再加上巴、蜀出铜铁木材，西北戎狄地区出牛马，资源丰足，能够支持连年不断的战争。《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土地约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过十分之三，财富却占十分之六”。这种估计，未必确实，但经济力量，秦确占优势。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奖励力耕力战，造成与山东诸国不同的民俗。秦始皇以前，秦国夺得重要都邑，往往都江堰鱼嘴
驱出原来居民或令秦民迁往杂居。如前三二五年，取陕，放还陕民给魏国。前二八六年，魏献安邑，秦出其居民，募秦民并赦免罪人迁徙安邑。前二八二年，取赵二城，前二七九年，取楚鄢、邓，都赦免罪人迁居新地。前二七三年，立南阳郡，释免奴隶去居住。这大概是防止山东腐化生活传染秦民的缘故。同时，山东游士也反对秦国习俗，如鲁仲连愿跳东海寻死，不愿做秦民。秦始皇时，改变了这种办法，秦民与非秦民的差别，虽然还是存在，不过没有以前那样严格了。大抵秦国民俗，比山东朴素勇武，这也是秦的一种优势。
商鞅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建立单纯的地主政权。不过，地主阶级没有结合士与大商贾，力量还不能说是完整。秦始皇改变旧习惯，尊崇大畜牧主乌氏倮（音裸luǒ），位比封君（地位和侯爵一样），优待大丹砂商寡妇清，“礼抗万乘”（国王用客礼相待）。又用大商贾吕不韦为秦相国。吕不韦养学士、食客三千人。这样，山东游士和大商贾，不再反对秦的统一战争了。秦国地主政权的加强和影响的扩大，又是一种优势。
秦比山东六国有上述多种优势，但在全中国范围内，如果还没有统一的条件，秦统一仍是不可能的。当时形势，却已具备了促成全国统一的下列条件：
水陆交通 陆路用车，西周时期以宗周为中心，通达四方各国。东周时又有海上内河两种水上交通，战国时更为发达。特别是内河交通，照《禹贡》所说，贡道（商路）以黄河为干路，联络各水，全国九州都可通达。《史记·河渠书》所说内河交通，自荣阳引黄河水南流为鸿沟，与济、汝、淮、泗四水相会，中原地区宋、郑、陈、蔡、曹、卫等地水上都可以交通。楚地西部有汉水；东部有邗沟，贯通江淮二大水，北上联济沂二水。吴越地区有三江（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五湖（太湖），掘渠相通，外可通海，内可通邗沟。齐地淄水济水相通。巨大人工沟通了大小各水，成一南北各地水路交通网，大有助于全国的统一。
商业 战国时商业发达，居泽地的人得用木材，居山地的人得吃鱼盐，各地居民，因货物交换，经济生活上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不可割离了。《礼记·月令》仲秋月，“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自然财物充足，国用民用，不感缺乏，百事顺利。”这是商业有相当重要地位的说明。因为各国间需要通商，闭关不相往来成为不可能。
水利灌溉 山东各国，各造堤防，天旱争夺水利，天涝放水到邻国。例如东周国想种稻，西周国不放水（前三六七年周分为东西两国）；赵魏两国地高，齐国地势卑下，黄河不决齐堤，便要泛滥赵魏。壅水和放水，给地主、农民以生死的威胁，统一的管理成为两大阶级的共同要求。
障碍水陆交通的有各国所设的关津和长城、巨堑。障碍商业流通的有苛税，如客人过关，关吏要关税并勒索贿赂，骑白马过夫，照例要多纳税。《孟子·尽心篇》说“古代设关为了禁暴，今世设关为了行暴”。障碍水利灌溉的有以邻国为壑的各国堤防。这都是人为的障碍，只有全国统一才能消除或减少由于割据所发生的灾害。
以上所说诸原因以外，还有下列看来是抽象的，但是有巨大作用的两个原因：
劳动人民要求统一 春秋时期大小一百多国，象莒、邾等小国，也要准备兵车一千乘。小国对大国缴纳的贡赋徭役，以及列国间的战争损害，国内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全压在劳动人民的肩上，那时候小国人民，负担是极其严重的。但如晋齐等大国，土地人口比莒邾大几十倍，兵车不过四五千乘，从这一点说，大国人民的负担，要比小国轻得多。战国时期，秦赵等大国，兵力六十万，战争中用全兵力的次数极少，可以说人民负担又比春秋时期大国要轻些。所以人民的经验是：做小国的人民不如做大国的人民，做大国的人民不如做全中国统一的人民。邹鲁两小国打仗，邹国官员战死三十三人，兵卒一个也没有死亡。邹鲁人民不愿意打仗，七国人民当然也不愿意打仗，谁能统一中国，人民就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和平。《孟子·公孙丑篇》说“人民遭受虐政的苦难，再没有比现时更厉害的了。饥人见食物就要吃，渴人见水就要喝，……那个国王能行仁政，人民喜欢他，好比倒挂的人得到了解救”。秦国政治在七国中比较好一些，因此人民把希望寄托在秦国，苟子曾代表这个希望断定秦国将实现统一全中国的伟大任务。
共同文化要求统一 西周以来，虽说华族居住中原，非华族的各种族居住在华族的四周，但事实上，中原地区也是各族杂居，与华族对敌，势力不小。东周后期，华族生产力进步，文化程度提高，因此逐渐地把居住在中原地区和四周边沿地区的各族融合起来。苗族的楚国统一南方，文化向上发展，与华族的区别消失了。东夷各族，长期接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