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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俗的性格十分顽强，元结对他也十分尊信，显然他给元结的影响是深广的。开元天宝间，以文学著名的萧颖士，也与元德秀有师友关系。萧颖士不屈身于权相李林甫，不受永王李璘的诱惑，无愧为元德秀的友人。他宗奉儒学，教授门弟子，闻名的有柳并等十数人，又以推引后进为己任，皇甫冉等数十人，都被称奖成名士。和他并列为友的名士，以李华为最，世号萧李。独孤及作李华《中集序》说“公（李华）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萧李虽不及元结独孤及一派作者为古文运动的正宗，但还不曾脱离儒家的轨辙。没有儒学反佛道为内容，单凭古文的形式，不能成为有力的运动。《四库提要》说“考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室，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独孤及，始奋起湔（音煎jiān）除，萧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愈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提要》对这些人的评价，是允当的。萧颖士的儿子萧存，也能作古文，与韩会、梁肃等人为友。韩会是韩愈的长兄，韩会死后，妻郑氏抚养韩愈成人。无疑，韩愈在文学上要受韩会的影响。所谓“能为古文业其家”，即继承韩会的家学。韩愈幼年时期又直接为萧存所赏识，当然是赏识韩愈的古文。以上是保存在《新唐书·萧颖士传》中的一些材料，据以推知古文运动是从元德秀提倡儒家德行开始，也就是从反对统治阶级的腐朽开始（见元结《元鲁山墓表》）。元结继起，反贪虐政治，愈益坚决，其余如独孤及萧颖士李华虽然没有元氏兄弟那样旗帜鲜明，但都起着助长的作用。韩愈就在这种渊源和环境下，举起更鲜明的儒学旗帜，负起更艰巨的战斗责任，有了韩愈，古文运动才能在许多方面取得压倒近体文，沉重打击佛教势力的巨大胜利。唐德宗贞元八年，陆贽任主试官，梁肃、王础助陆贽阅试卷，韩愈就在这一科进士及第。韩愈在与祠部陆员外《荐士书》称“梁与王举人如此之当也”，《旧唐书》可能因梁荐韩，推想韩为梁的门人，其实，韩愈的古文与梁肃走着不同的道路。《旧唐书》所说不足为据。
从西晋夏侯湛开始作古文来反对骈体文，经过四百余年的酝酿，到元结独孤及，从细流变为巨流，到韩愈又从巨流变为长江大河。苏轼说“杜诗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者也”。颜书左史是否集大成，这里且不说，杜诗韩文集大成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韩愈取得集大成的成就，所用方法和杜甫是一样的，即学道、博学、练句（包括练字）三个步骤。杜甫教人学诗“法自儒家有”，“应须饱经木”，韩愈教人学古文，首先要学古圣贤人之道。这个道就是儒家的经术。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文学自附于经术，作者的思想感情才有正统的来源，是非喜怒才合乎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刘勰作《文心雕龙》，以《原道篇》冠全书，杜韩论诗文，出发点与刘勰相同，杜韩在文学上获得特殊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韩愈《答张籍书》说“仆自谓得圣人之道而诵之，排前二家有年矣”。自信得到了圣人之道，才会有勇气排斥佛老。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种深切的爱民思想也是从儒术中得来。当然，杜韩都是儒士，儒土爱民，最后归宿仍在于忠君，即对封建统治阶级所建立的政权效忠，它爱民是为了忠君，如果以为社韩爱民是以民爱民，那就成为儒民，不是儒士了，但儒民从来不曾有过。韩愈学古文，最推崇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司马迁崇尚黄老，相如擅长辞赋，扬雄专事摹拟，至多是个假圣人，这三个西汉文人，都没有什么儒家圣人之道，可是韩愈推崇三人，特别推崇扬雄，说是孔子孟子的继承人。他这样说，显然是指古文的文统，而不是指儒学的道统。学古文不能不求师于《史记》，学辞赋不能不求师于相如，谁也不可以舍弃两司马别求祖师。扬雄主要著作有拟《论语》的《法言》和拟《周易》的《太玄》，韩愈实际推崇的是《法言》。读书必须先精熟一部或几部重要的名著，作为博学群书的基础。韩愈“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千百家之编”，但首先精熟的书是西汉三大文士的著作，犹如杜甫教人学诗，先要“熟精《文选》理”。大抵学诗赋骈文必须从《文选》入手，而学散文必须从《史记》入手。韩愈特别擅长作碑志丈，就是得力于《史记》之证。精热了入手的基础书，然后可以“贪多务得，细大不捐”，韩愈所说“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这和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同样地是教人博学。任何文学的构成，总不能离开造句与练字，《文心雕龙·章句篇》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练字篇》也说“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这些话都是很对的。造句用字不适当，犹之形体不正常，决不能说还是美的。韩愈古文，号称起八代（自东汉至隋）之衰，也就是推翻东汉以下相沿成习之骈体文在文学上的统治地位，他完成这个艰巨事业的要诀之一是在于善于造句。《答刘正夫书》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能自树立不因循”，这是取得成就的一般原则，运用在造句上，就是“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辞“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樊绍述墓志铭》）。韩愈散文气象清新，妙处就在于练字精当。所谓“捶字坚而难移”，是韩愈散文的一个特点，这显然得力于《法言》。《法言》摹拟《论语》，摹拟古圣人语调，最使人厌恶发笑，但扬雄却能化陈腐为新奇，韩愈学得这个造句法，所以诗文中有许多好句被后人沿用成为习惯语。韩愈说造句要“文从字顺各识职”，又说“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募”，每个字都安置得妥帖，不能不经过苦思，所谓“戛戛乎其难哉”，就是形容造句不是一件容易事。杜甫也说他自己作诗“语不惊人死不休”，足见要做出好的文章，第一步就得注意造句。
韩愈之所以被公认为古文运动的创始人，而且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说来，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成功者。成功的原因首先是韩愈树立发扬儒道，排斥佛老的旗帜，同时期年没有一人象他那样鲜明，也没有一人敢于向佛老作这样坚决的斗争。由于这种斗争，虽然韩愈几乎丧失生命，但他那种“虽灭死万万无恨”的倔强精神，促使古文运动开辟出广阔的前途。韩愈古文众体兼备，下至造句也一字不苟，古文作为一种文体，从此到达完全成熟的境地。《文心雕龙》说，文章凡有八体，八体屡迁，功以学成，这是非常确切的话。韩愈古文，无体不备，就在于他能够虚心学习，吸收古今人之所长。他在《师说》篇里说，“圣人无常师”，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道必须学古圣贤人，文章则有师即可学，杜甫诗“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与韩愈《师说》意全合，杜甫诗“恐与齐梁作后尘”，但又“颇学阴何苦用心”，更不用说学“凌云健笔意纵横”的庾信了。韩愈反佛老，诗中却常用《庄子》语，足见他读书并不排除属于老氏的诸书。韩杜在文学上取得伟大的成就，归根说来，只是能够学无常师，有师即学。
古文运动中韩柳并称，主将自然是韩愈，副将才是柳宗元。柳宗元出身世家，少年时期即有高名，善于做近体文，这些都是取大官的条件。他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二十六岁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在仕途中，是最顺利的进程，这使得他求进之心更加勃发不可抑止。唐顺宗在即位时，已患必死的病症，柳宗元等为王叔文所引用，参与国政。王叔文政治上有些好主张，革去了唐德宗的许多弊政，决不能指为小人，但王叔文一派人在党争中处于必败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柳宗元既志在取高位，与势必失败的王叔文相结合。《新唐书·柳宗元传》说，“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立就，既废，遂不振”。柳宗元被贬后，失志忧愁，怨天尤人，希望有力者荐举他再做朝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