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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民众改造长江流域的面貌，使它从贫困进入富饶，但富饶的享受者当然是那些剥削者，沈约所说良田，主要是为士族文武官员所占有，满足天下人的需要也只是满足剥削者的需要，劳动民众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因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下面简单地分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大类。
皇帝——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主要是用沉重的租税、徭役及铸劣质钱来实行苛暴的剥削。
劳动民众为维护偏安的汉族政权，负担着过重的租税。东晋初年，承用西晋户调法，晋成帝改为按田亩实数收租制，平均每亩取十分之一，税米三斗，称为度田收租制。这是对地主不利的制度，地主拒交租米，积欠至五十余万斛。晋哀帝减田租，亩收二斗。晋孝武帝再对地主让步，废度田收租制，改定王公以下，丁男（十六岁称全丁，十三岁称半丁）每口税三斛。这一改变，对非地主的民众是极大的不利，为和缓反对，免除服徭役人的口税。过了六年，增税米为每口五石，服徭役人免口税的制度，不久也就无形取消了。贫民与王公平等纳税，负担不平等到什么程度！宋齐梁陈，口税有增无减。口税以外，又课丁男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禄绢禄绵供官禄）。害民尤甚的还有苛税多种，其中有所谓资税（财产税）。晋刘超做句容县官，以前县官亲到四乡估评百姓家产，刘超但作大函送各村，教百姓自写家产数目投函中，写讫送还县官。百姓依实投报，课税收入，超过往年。收资税不扰民的官只有刘超一人，可见其余都是扰民官。宋时资税，民家桑长一尺，田增一亩，屋上加瓦，都得抽税。因此，人民不敢种树垦地，屋破不敢涂泥。齐萧子良说当时官吏苛敛，民间桑树房屋都评价抽税，往往斩树发瓦，折钱充数。梁郭祖深说，官吏迫胁良善，比豺狼还要凶恶。齐时征塘丁税，萧子良上表称，浙东五郡，塘丁税每人一千文，贫民典卖妻子，不能足数，仍多积欠。这些苛杂税制，迫使民众加速地失业破产，沦落到佃客奴婢的地位。
从东晋到梁陈，有所谓估税，是抽百分之四的商业税。凡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的大买卖每一万钱抽税钱四百，卖方出三百，买方出一百，称为输估。不立文券的小交易，随物价百分抽四，称为散估。估税以外，还有过路杂税。如建康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设津主一人，贼曹（检查员）一人，直水（水上检查）五人，检查违禁品、来历不明人以及柴炭鱼苇等物。大小各津并十分税一。士人经商免税，商人纳百分之四的税，小贩过津口纳百分之十的税，朝廷设估税的理由是“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纳税），欲为惩励”，实际却是励士人惩商人，励商人惩小贩。
西汉以来，通行五铢钱。孙权在江东铸大钱，一个当五铢钱五百，又铸当一千的大钱。东晋时沈充私家铸小钱，市上与孙权钱并用。宋铸钱极劣，一千钱长不满三寸，称为鹅眼钱。比鹅眼钱更劣的钱，称为（音延yán）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商贾不敢行用。后来禁用鹅眼、环等钱，专用古钱（五铢）。古钱多被奸人剪凿破损，公家收税，必须圆大，人民纳两钱代一钱，或加七百买好钱一千，负担严重，因此犯罪受刑，冤苦无告。梁铸钱多种，轻重不一，币制纷乱，后废铜钱改铸铁钱，纷乱更甚。陈废铁钱，改铸五铢钱，一钱当鹅眼十钱。又铸六铢钱，一当五铢十，行用不便，人民愁怨。南朝钱法紊乱，轻重屡变，主要是造轻钱取利。齐武帝时孔觊指出铸轻钱的原因是由于朝廷“惜铜爱工”。所谓惜铜，就是用少量的铜铸多数的钱；所谓爱工，就是粗制滥造，不管质量的恶劣，归根是朝廷利用劣钱来夺取民众的财物。
繁重的徭役对农业生产是一种极大的破坏力。东晋范宁说：“古代役民，一年不过三天，今世役民，几乎一年不得三天的休息。”齐朝与北魏接境的扬徐二州，人丁服军役三中取二。远郡每人出米五十斛免行，仍须充杂役。梁郭祖深说，人民充军役身死，有的主将给死者妄加叛亡恶名，死无对证，按叛亡惩罚，全家同村，悉遭破坏。人民被迫或自斩手足，避免重役，或投靠士族做附隶，称为属名。这是因为士族有免役特权，附属在士族户下，为户主服役，比服官役要好一些。梁武帝曾停止各地女丁服役，足见妇女也不能免役。只看这些事例，再看范宁说的那句话，可以想见东晋南朝徭役害民的严重。
上述各种苛暴的剥削，都是以皇帝的名义，通过全部官吏来进行，所有劳动民众都得接受这种剥削。皇帝以外，还有两种主要剥削者，一种是从来就有的地主，一种是齐梁新起的僧尼。
地主——东晋南朝是少数大地主的政权，所以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晋刁协家有田一万顷。谢混家有田业十余处。宋沈庆之家财累万金，有产业在娄湖（在江苏昆山县），指地告人说，钱都在这里。孔灵符产业殷富，有墅（庄园）在永兴（浙江萧山县），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又有果园九处。当时大疾，都拥有广大土地，这些只是偶见的例证。
他们土地的获得，有所谓赐田，如王导有赐田八十余顷在钟山（南京城东北）西。有所谓求田，如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始宁休崲湖，决水为田。有所谓悬券，如萧宏放高利贷，借钱给人，文契上预先指定田地房屋作抵押，到期不还，驱逐业主，收归己有。更强暴的方法是霸占山泽。如刁协家专擅京口山泽，蠹害贫民。齐萧子良在宣城（安徽宣城县）、临城（安徽青阳县）、定陵（青阳县东北）三县封闭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山林湖泽被势家占有，百姓误入捕鱼，罚布十匹，汲取饮水，刈割柴草，都有罚禁。甚至有些统治者也感到横暴太甚，民愤难抑，在法律上规定霸占山泽的禁律，事实上禁律依然是一些空文。
势家大族拥有部曲，作为私有的武力。部曲本是大地主胁迫本族贫人、佃户及附近农民组成的私人军队。大地主作将帅时，部曲当作亲兵随从出战，在平时，用部曲压迫民众，霸占山泽田宅。部曲有部曲将，这一种人是大地主的爪牙，是附属于大地主的一种剥削者。
南朝士族又拥有称为门生的一种人。晋陶潜有脚病，使一门生与二儿舁篮舆。陶潜是贫士，还有一个门生为他服役。宋徐湛之有门生千余人，都是三吴富家子弟，衣服鲜丽，随从徐湛之出入。谢灵运有门生数百人。齐刘瓛每出游，一门生持胡床随行。门生对主人似乎有些象亲随人的身分。梁顾协标榜廉洁，有门生新来投靠，不敢献厚礼，只献钱二千文，顾协发怒，赐杖二十。姚察有门生送南布（木棉布）一端，花綀（音束 shù葛类）一匹，姚察厉声驱出。顾协姚察不收礼物，算是例外，其余当是以收门生礼物为敛财的一个方法。东晋南朝最重门第，凡不入士流的微族，即使豪富，不敢僭士族，也不敢希望获取高的官位，可是出钱买做门生以后，得服事贵人，自觉身分提高。贵人出仕，更得随从到任，分润赃物。例如益州历任刺史，莫不大事聚敛，多至万金，随从宾僚，都是京城穷子，出去做郡县官，尽量贪污致富。刘秀之做益州刺史，整顿政治，人民悦服。门生地位比宾僚低，情谊却很亲近，他们跟随主人，自然也要仗势剥削。
佛寺——齐萧子良提倡佛教，南朝佛教开始兴盛。梁武帝时，佛教极盛。建康有佛寺五百余所，各拥大财产。僧尼十余万人，食肉饮酒，穷奢极侈。外州郡佛寺，不可胜数。男僧得收白徒，女尼得收养女，白徒养女不入户籍，免除一切课役。郭祖深说，天下户口，几乎失去一半。郭祖深主张革除白徒养女，准僧尼蓄奴婢。僧尼只许蔬食，婢女只许著青布衣。梁武帝正在大兴佛教，当然不听郭祖深的建议。
佛寺财产丰富，兼营高利贷。齐江陵长沙寺僧铸黄金为金龙，重数千两埋土中。甄彬曾持一束苎向长沙寺库房质钱，后赎还苎，苎中有黄金五两，问寺库知是有人持黄金质钱，管库僧误置苎中。小自一束苎，大至黄金贵物，都可以质钱，想见营业范围的广泛。后世典当业，从南朝佛寺开始。
上列从皇帝到僧尼，是一大群残酷的剥削者，长江流域经济不能有更多的发展，主要是受这群人的阻碍。劳动民众在这个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