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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军职，因镇压交州农民起义，官位渐显。五四九年，陈霸先在广州起兵讨侯景，排除当地割据者的阻碍，五五○年，进军至南康（江西南康县）。五五一年，萧绎遣王僧辩率军东下至湓城（湓音盆pén江西九江），陈霸先率精兵三万人来会。五五二年，王僧辩攻克建康，陈霸先立功最多。五五五年，王僧辩、陈霸先在建康拥立梁元帝的儿子萧方智为主。北齐派兵护送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来作梁主，王僧辩畏齐兵，迎立萧渊明。陈霸先再三苦争，王僧辩不从，陈霸先起兵袭杀王僧辩，立萧方智为梁帝（梁敬帝）。如果萧渊明得立，和江陵的詧管一样，建康的梁将成为齐的附庸。陈霸先杀王僧辩，立梁敬帝，齐的势力被摈斥不得侵入江南。陈霸先击败齐兵并削平许多叛乱。五五七年，灭梁称帝（陈武帝），建立起对抗齐周和后梁（萧詧）的陈朝。
陈武帝和陈文帝、陈宣帝统治陈国共二十五年，虽然与敌国经常进行着故争，国内的叛乱也不时发生，但梁未遭受大破坏的南朝境内，经济和文化逐渐恢复起来了。陈宣帝的儿子陈后主（陈叔宝），就在这个恢复起来的物质基础上，又恢复极度腐朽的丑恶生活。
陈后主荒淫，使宠妾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左右，文士江总、孔范等十人参与宴会，号称狎客。妃嫔与狎客共赋诗，互相赠答，采取尤艳丽的诗篇，造作歌曲，选美女千余人奏乐歌唱。君臣酣歌，通宵达旦。陈后主又大造宫室，其中临春、结绮、望仙三阁最为壮丽。三阁各高数十丈，材料多用香木，装饰着大量金玉珠翠，东晋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侈靡的建筑物。不言而喻，他的搜刮是极其残酷的。赋税繁重，民不堪命，刑罚苛暴，牢狱常满，直臣傅縡（音宰zǎi）劝他改过，说：陛下酒色过度，任用小人，恶忠臣如仇敌，看百姓是野草。宫中妾婢穿着拖地的长绣裙，厩里马匹饱得连豆粟都不想吃，百姓呢？流离失业，饿死不得葬，尸体抛弃在荒野上。天怒民怨，众叛亲离，我看陈朝就要完了。陈后主大怒，派人告诉傅縡说，你能改过么？你能改过，我想免你的罪。傅縡坚决拒绝，答道：我的心同我的面貌一样，如果我的面貌可以改，那末，我的心也可以改。陈后主更怒，杀傅縡。五八七年，隋文帝灭萧詧的梁国，定计灭陈。五八八年，隋发兵五十一万，以杨广为统帅，准备渡江。陈后主说，从前北齐三度来攻，北周兵也来过两次，都大败逃去。这次隋兵来攻，一定送死。宠臣们也说，隋兵决不能渡长江。君臣依然饮酒赋诗，守江诸将告急求救，一概不理。五八九年，隋将贺若（姓）弼自广陵直渡京口，韩擒虎自横江（安徽和县）直渡采石，攻入建康，俘获陈后主，陈亡。
陈朝五帝，首尾凡三十三年。
三一七年，晋元帝在建康立国，至五八九年隋灭陈，前后共二百七十二年。西晋灭亡后，黄河流域在少数族统治下，长期遭受严重的破坏，汉族在长江流域建立本族政权，抵抗少数族的南来蹂躏，这是有利于民众的事业，不能看作分裂和割据。长江流域比起黄河流域来，一向是落后地区，东晋时期，北方汉族人大量南迁，长江流域经济有很大的发展，逐渐接近黄河流域未遭破坏时的经济水平，文化的兴盛，更远远超过当时的北方。南朝文化为隋唐统一时期高度文化奠定了基础。闽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比长江流域又落后得多。东晋时一部分北方士族迁居晋安郡（治设原丰县，福建福州市），闽江流域经济文化开始发展起来。梁末大丧乱，晋安郡独富饶安宁，不受丧乱的影响。侯景陷三吴，会稽郡公侯士人很多迁居到岭南，汉族文化在珠江流域也开始有一些发展。每经一次大乱，总有一部分汉族向落后地区迁移，他们带来汉族的经济和文化，在落后地区起着进步的作用，影响当地的非汉族人。例如四三六年（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魏灭北燕，北燕主冯弘族人冯业率三百人浮海归宋，居住新会（广东新会县），宋朝命冯业世为罗州（治石龙县，广东化县）刺史。冯氏非本地人，号令不行。高凉郡（广东阳江县）有“蛮”族部落十余万家，酋长洗氏。洗氏有女多智谋，善于用兵，梁末，罗州刺史冯宝娶洗氏女为妻。洗夫人约束洗氏部落使从民礼，冯氏政令才得行施。陈霸先起兵讨伐侯景，得洗夫人援助，洗夫人成为陈朝在岭南的重要支柱。冯氏数百人终于影响洗氏十余万家。以此为例，汉族士人避难到闽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在当地总要发生大小不等的影响。不过，由于士族的极度腐朽，在它统治力愈强的地方，劳动民众所受的痛苦也愈大，一直到造成大灾难，长江流域就是这样遭受破坏的。总的说来，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士族统治，对中国南部的开发，积极作用终究比消极作用要大一些。因为南朝以前，中国经济文化的主要基地只有一个黄河流域，经过南朝，长江流域也成为主要基地，中国经济文化的主要基地从此扩大了一倍，封建社会也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隋唐时期的繁荣就是在这个扩大的基地上产生的。
第二节 南朝的经济状况
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孙吴建国时，又有些进展。西晋末大乱，黄河流域汉族人大量南迁，其中士族只是少数，极大多数还是劳动民众。他们带着北方比较进步的生产技术来到南方，在南方原有的生产基础上，加入新力量，因而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东晋末和梁末两次祸乱以外，南朝境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破坏，这也是生产力得以逐渐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依据下列事例，可以说明南朝发展中的经济状况。
人口增加
长江流域向来人口稀少，最大的荆、扬二州，当西晋武帝太康全盛时，荆州有三十五万户，扬州有三十一万户。西晋惠帝割扬州七郡荆州三郡置江州，又割荆州三郡属梁州。西晋怀帝又割荆州五郡置湘州。荆州所属二十二郡割去了一半，但多数户口仍在荆州所属襄阳江陵及江州所属武昌一带地区。东晋时，北方流人大量南来，主要侨寓在荆扬二州。宋孝武帝时，荆、江、扬三州户口占江南全户口的半数。所谓三州，实际仍是太康时的荆扬二州（江州本是荆扬二州的一部分，荆州割归梁州湘州的八郡，不是户口稠密地区），假如北方流人户口和东晋以来荆江扬三州一百三十余年繁殖的户口，总数相当于荆州割去的八郡户口数，那末，宋孝武帝时荆江扬三州仍应有六七十万户，全江南应有一百二三十万户（不包括豪强藏匿的户口）。但四六四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的户口数，全国只有九十万六千余户、四百六十八万余口。当时江南以外，尚有徐、南兖、兖、豫、青、冀、司、雍、梁、秦等州以及益州全部，全国实际户口，决不能只有此数。陈朝国土最小，陈宣帝时有户六十万，隋灭陈，得陈户五十万，男女口二百万。二八○年，西晋灭吴，得吴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陈朝地比吴国略小，陈亡时户口也略少，自吴亡至陈亡，中间经过三百余年，户口似乎一点变动也没有，显然是不合实际的。东晋和南朝的户口数过度不合实际，原因主要在于士族享有特权。东晋元帝依靠士族立国，法禁宽弛，列入《百家谱》的士族固然特权最大，不入谱的北来士族以及东南原有的士族，也各享特权。这种特权之一是“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即并若干户为一户，士族出名作户主。户主势力愈大，所附私户数也愈多。东晋时山遐作余姚令，到县八十日，即查出私附一万余人。县中豪强，群起攻击，山遇要求朝廷再留二十天，追查私附，朝廷不许，免山遐官。会稽郡所属共十县，人口约三十五万（这是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人口数，东晋时人口也许较少）。假如平均每县人口为三万五千，余姚一县私附竟多至万余人。余姚不是士族聚居地，豪强藏户已如此众多，其他郡县可以类椎。
侨郡县并无一定境界，朝廷不问侨寓士族所占田亩数，当然不征租税和徭役，岁月积久，兼并愈甚，土断与侨寓两种主张成为政治上严重的斗争。所谓土断，就是主张把侨郡县士民作为土著，民众向朝廷纳租税服徭役，不再让士族独占这些利益。所谓侨寓，就是主张维持士族在侨郡县里一向独占的利益。土断对朝廷有利，凡有可能代替东晋自立朝廷的人都主张土断。三六四年（东晋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