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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统一中国，是东汉末年以来的一个进步，他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统一和人民的积极性措施，也应该予以肯定。但是，他至少做了两件倒退的事伏下了大战乱的引火线。第一是西汉景帝以后，皇子受封为国王，除在国内收取规定的租税，并无其他权力。曹魏设 禁尤为严厉，国王等于囚犯。晋武帝大封皇子和宗室为国王。国王有文武官有兵有民，在国内是实在的统治者。这种分封制度，倒退到西汉景帝以前的状况。第二是曹魏严防外戚干预政权，纠正了东汉外戚宦官相互争夺的惯例。晋武帝重用外戚，倒退到东汉的状况。历史是前进的，那怕是极迟缓的前进，倒退一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司马氏收买一部分高级士族，组成司马氏集团，夺取曹氏政权。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对另一部分高级士族组成的曹氏集团充分使用了险诈残忍的手段，对本集团则尽量纵容优待，换取这些人的拥护。统一中国后，朝廷上新气象很少，相反，险诈残忍贪污腐朽的气氛更浓厚了。
执掌政权的高级士族由司马氏诸王公、外戚、高门（大臣和名士）组成。这群人中间，外戚与诸王公、外戚与外戚、王公与王公有复杂的利害冲突，高门与诸王公外戚也有矛盾，但主要是高级士族和中下级士族间的利害冲突。
在高级士族的贪暴统治下，西晋社会间存在着三个乱源：第一，被高门压抑的中下级士族投奔诸王公、外戚和少数族豪酋，企图突破门阀限制，取得自己的富贵。高级士族和少数族豪酋（石勒是农民，但在羯族中是豪酋）是地主阶级中作乱的阶层，中下级士族是地主阶级中助乱的阶层。作乱者和助乱者都急于乘机动手，大战乱就在这些人的活动里接连爆发了。第二，居住边境上和内地的少数族，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从游牧转化为农民，当然是愿意安居乐业的，可是，西晋统治者的残酷压榨，迫使少数族农民不得不寻找生路，要求起兵反抗。这种合理的要求，被本族豪酋利用，从反晋战争引导到各族间混战。第三，汉族农民被西晋统治者压榨，大量流亡。在蜀地，流民发动了起义。在黄河流域，因为匈奴族起兵在先，流民有些附和匈奴族共同反晋，有些随从乞活帅反抗匈奴军，有些投靠坞主壁帅（豪强大姓）守地自卫，有些逃到边境外依靠游牧族的豪酋。这种混乱分散的情况，使得农民不能组成庞大有力的起义军，同时也就助长了非汉族豪酋和汉族豪强大姓的割据势力。
二九○年外戚杨贾两姓争权之乱，促使各种矛盾开始爆发了。从而引起三○○年开始的诸王混战，再从而引起三○四年开始的刘渊起兵反晋，到三一六年，西晋朝廷完全覆没。从此，以反晋为名的战乱转入五个少数族豪酋相继混战的阶段。
匈奴族羯族表现破坏性最为猛烈，鲜卑族（慕容部）、氏族、羌族政治比较良好，黄河流域人民得到暂时的喘息。前秦败亡后，在前燕、前秦及前凉旧境内，纷纷出现许多割据小国，这时候鲜卑拓跋部强大起来，逐渐消灭这些小国，统一了中国北部。
在长期战乱中，汉族人民锻炼了坚固的民族性。冉闵对羯人的报复，苻坚的攻晋大败，姚泓的战败被俘，都是汉族人民不愿接受非汉族人的统治，有机会就要推翻它的显例。
由于五个少数族的豪酋都曾取得中国土地上的统治地位，本来居住在偏僻山谷里和居住在边境外的大批本族人，被吸引进入统治区内的较好地方，生活和文化都得到提高。本族豪酋失势以后，他们也就逐渐和汉族融合了。
西晋高级士族过着极度腐朽的生活，极度腐朽的玄学思想得以发达起来。十六国时期，社会变成现实的地狱，宣扬天堂乐趣的佛教得以广泛流传。佛教能麻痹劳苦群众的斗争性，因之从石勒石虎开始，统治者利用儒学以外，更着重地利用佛教。
第五章 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时期——东晋和南朝
——三一七年——五八九年
第一节 五个朝代的更替
东晋朝 三一七年至四二○年
东晋朝的开始——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长江流域算是较为安静的地方，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来避乱。三○七年，晋怀帝任命琅邪王（邪音牙yá）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晋愍帝时改称建康）。司马睿有了这个职位和地盘，来投靠的士族也就多起来，成为长江流域的中心势力。三一六年，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三一七年，司马睿被推戴为晋皇帝（先称晋王，三一八年称帝），建立起东晋朝。
晋元帝（司马睿）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宗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依靠王导的支持。王导出身中原著名的高级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长江流域建立起汉族政权以后，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自东晋至陈亡约三百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首先创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和王导是有功的。
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就是收揽一批北方来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的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这个措施说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却完全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北方来的士族间、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间、王氏势力与司马氏势力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便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的事业就在于调剂这些矛盾，造成苟安江左的局面。
王导劝晋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这些名士避乱南来，得到官职，算是有了安身地。其中有不少人怀疑晋元帝能有什么作为，例如桓彝，初到时见晋元帝势力单薄，对人说，我到这里避乱，原想得个安全，不料如此不济，看来难有前途。和王导谈话以后，知道他有些办法，才安心任职。大部分名士更是失望悲观。例如，有一次诸名士在江边一个亭上宴会，周（音蚁yǐ）叹气说，风景一样好，只是黄河边（洛阳名士多在黄河边宴会）换了长江边！名士们都哭起来。王导正色道，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穷困丧气到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
西晋灭吴国后，南方土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陆机荐贺循表里说，扬州士人现在还没有人做到郎官，荆州和江南士人做京朝官的一个也没有。南方士族对中原士族的独霸仕途，当然不能满意。王导想在吴国旧境内建立以中原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士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晋元帝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大半年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很担心，和从兄王敦商议，替晋元帝制造威望。一个节日，王导请晋元帝坐肩舆出巡，王敦王导和北方名士都骑马随从，显出晋元帝的尊严。南方士族顾荣等在门隙窥看，大惊，相率到路旁拜见。王导对晋元帝说，顾荣贺循是南 广东广州出土方士族的首领，招这两人来任职，其余东晋永嘉砖士人自然都来了。晋元帝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晋元帝。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士族间必须说洛阳话，通婚姻必须严格衡量门第的高低。王导为联络南方士族，常常说吴语。北方士族骄傲自大，说王导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辞谢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北方士族轻视吴语，实际就是轻视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绝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谦逊，实际也是轻视北方士族。陆玩曾在王导家食酪（北方食品）得病，写信给王导说，我虽是吴人，却几乎做了伧（音仓cāng南人轻视北人的称呼）鬼。这都说明南北士族的界限很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高，南方士族并不心服。义兴郡（江苏宜兴县）强族周，因被北士轻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