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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访苏结论。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又怎能不知晓作为父亲的一位领袖人物的心思。所以不觉一脸愤懑地说道：
“有一点我们的大多数同志可能并不知情，谈判之前，斯大林对这次中苏谈判是定了调子的。他说，谈问题、签协议都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因为那是罗斯福签过字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雅尔塔协定。”
逼迫我们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更是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然而最终我们还是做了让步，因为不这样做。中苏友好条约就无法签订，斯大林也不会出兵，罗斯福就会怪罪我们破坏了全球战略。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那就是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不过斯大林很快又对他的人说：条约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绝不以人废言。只要自己能发愤图强，有了力量，**抗俄一旦取得胜利，外蒙古还不是仍旧可以归还到我国的版图上吗？”
“同志们，从苏联回来我们就专门做了一个统计，自1644年起，到今天外蒙古被迫独立出去为止，俄国从我们手中掠夺走的土地，先后共有五十四次之多。中国领土被占的面积，包括现在外蒙古在内。共有6578820平方公里之巨，约为我原有领土的三分之一。倘若与我们现有领土12000000平方公里比较，则已有一半的土地被俄国占领去了。这样大的仇恨，我们将永世难忘！”
这时，不知是谁带头在底下振臂高呼了一声：
“打倒新沙皇斯大林。打倒挂羊头卖狗肉的红色苏联，还我蒙古。”
呼喊声中。有资格与会的胡宗南、薛岳、蒋鼎文等一众高级将领，一脸激愤地呼啦啦站起身来：
“经国同志，请不要再说了，您直接告诉我们得了，在你签下这个条约之后回国到现在，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只要允许，我们一定跟着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蒋经国一听，先是谨慎地看了一眼台上正襟危坐的老蒋，随后一脸郑重地一抱拳道：
“感谢诸位将军声援，怎么做当然首先得听总裁的安排。假若我能有幸得到总裁指示，全权处理当下突击营之国际冲突之危机，我必将维护我中华之最后之尊严，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听了蒋经国这番再明白不过的话，限于身份一直未敢轻易开言的戴笠终于憋不住了，脱口就问道：
“经国先生，您的意思是要支持突击营，即使我政府要公开面对苏俄强权？”
“正是，”蒋经国毫不犹疑地同样也是脱口而出道：
“借此正论突击营这一国家大事之机会，我也算作自动请缨也好，为民请命也罢，只要我能以国家面目出使这一国际强权争端，我当以中华民族之一份子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就是，就是，我们支持经国先生——”
胡宗南、薛岳等一干大将又握拳一番呐喊起来：“作为军事将领，我们这次也抛开个人恩怨和立场，坚决支持孟遥及其突击营在外蒙古的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
群情激奋，但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有一个不发话，他们再怎么叫嚷也都是无济于事的。就在这时，老蒋果然适时地将目光定在了何应钦头上，缓缓吐出一串字来：
“你是军事方面的大政方针制定者，你对此有何高见？”
“我——”
众怒难犯，何应钦显然是深谙此道的，但他同样又不肯轻易放弃他手中的那点权利，当然更不肯丢弃他内心那点阴暗的东西。
不过，就在他嗫嚅着支支吾吾之时，白崇禧虎地一声站起身来，直视着何应钦就是怒目而视。而李宗仁则更加干脆。直接扭头望着老蒋毫不讳言地出声道：
“委员长要问的是我们桂系对此事的集体看法吧。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桂系不桂系的说法了。但有一点我可以直接代表他们，关于外蒙古之事，不是哪个个人的事情。不过假若委员长明天要我披挂上阵，到外蒙古再来一个台儿庄大战，我今天就回去整装待发。”
老蒋点点头，沉默半晌，忽然面露微笑对李宗仁颔首道：
“德邻兄言重了，此等先锋之事，怎可让兄再像以往那样冲锋陷阵，岂不真令我党国汗颜哉？兄且安坐。容小辈打探一番也不迟也。”
蒋经国一听，急忙激动地挺胸而立，目光灼灼地望着老蒋。
然而老蒋却是两眼虚虚地飘向窗外，半晌方才幽幽地说了一句：
“你若是有心。倒不妨去探个究竟，就算不能斡旋也能代表我国家之名义给国际一个态度。当然，对你也是一番历练。可惜呀，蒋百里与宋希濂此刻仍羁留海南岛上，突击营对你素来陌生，你如此简单前去多有不妥啊……”
话音落处，蒋鼎文应声站了起来：
“委员长勿忧，若经国先生看得起，鼎文愿随同前往。”
老蒋一脸惊喜地扭过头来，还未开口。戴笠倒先兴奋地叫了一声：
“这个好，这个甚好，我倒把你这个西安行营给忘了。想当年为了突击营那些稀罕物，你倒是与我那兄弟孟遥使了不少心眼，如此也算得颇有旧交了。”
老蒋终于正眼望向了他这个此前一直与他作对的儿子，而且表情也一下子变得十分严厉起来：
“既然是外蒙古之事，且牵涉主权、领土等颇多重大现实与历史事项，你不仅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为国争光，为民族尊严而战。而且不要忘了1924年的那个《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切不可再让苏俄大玩两面手法。记住，现在我中华，不需要第二个顾维钧，更不需要第二个王正廷。”
蒋经国一脸惊喜，同时又是一脸沉思地揣测着老蒋的话。一字一顿地说道：
“父亲，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有孟将军和他的突击营在前，以及他们已有的在外蒙古的事实扩张，我只需把握这一点即可：要打就打，要谈则谈？”
老蒋马上脸上一寒，鼻子里只是轻轻哼了一声，便不置可否地兀自起身向外走去。只是走到门口处，他却看似无意地对紧随其后的陈布雷补充一句道：
“布雷先生就代表我在这里再坐一下吧，有些事情或许要商量着来。”
陈布雷答应一声，随即撩起长袍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之上，风轻云淡地轻飘飘坐了下去。
很显然，对于老蒋提到的顾维钧、王正廷，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了。1919年10月徐树铮率军到外蒙后，认为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实力的较量，如今俄国发生革命，尚无统一政府，正是以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好时机。只可惜的是，事倍功半，刚刚在外蒙古站住脚跟的徐树铮，因为不可能远离北洋政治斗争中心的局限性，未等巩固战果便匆匆回国。
很快，出现权力真空的外蒙出现了由苏俄支持的革命武装，以及由白俄溃军在日军支持下的反动武装，打着恢复**立的旗号逼近库伦，并获得了失势王公贵族们的支持。
这两股武装势力，很快在1921年便将最后一直中国守军击溃并永久地撤出了库伦。当年7月，苏俄红军也进占库伦，稍后又进占唐努乌梁海。由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也随之成立。不过，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而在外蒙古的苏俄红军最高领导人齐切林在给列宁的密信中，曾这样不无得意地写道：“蒙古革命政府现在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我们相当长的一段边界线从此变得安全了。”
因此到1923年，苏俄政府派加拉罕来华谈判中苏建交，蒙古问题成为谈判的一大关键。
中方要求俄军于六个月内撤离。废弃俄蒙之间的协约；俄方则只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及苏军撤离。但拒绝规定撤军时间与步骤。
1924年1月17日，加拉罕甚至就蒙古问题在给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正廷的信函中，发出了这样**裸的武力威胁：
“倘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再出现白匪，而中国政府仍予庇护，或不顾我国请求，不想或没有能力消灭白匪，则苏维埃政府将如同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