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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等到了，也会离婚的吗？
我不能回答。然而并没有等到，我说。不，我说错了，我的旧日的小说的结尾是这样
的：终于那个眼睛黑得像春夜一样的姑娘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英俊得多的青年，比如说，
我的描写暗示他是一个劳动模范，一个共青团小组长，或者是夜大学的优秀学生。那时我完
全相信苏联作家协会书记伊萨柯夫斯基的抒情诗里的姑娘，爱的是佩戴奖章的年轻人。这使
我们的图书馆管理员尴尬而且酸楚。他彬彬有礼地为这一对显然的情侣服务，为他们找出了
艾芜的小说《雨》和巴甫连柯的《幸福》。我的六十年代的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闭馆了，人们散去。××（那个管理员，对不起，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一个人沿着
积雪没有化净的林间小路走向宿舍区。他闻到一种只有初春的夜晚才闻得到的类似酸梨的气
味，他祝福那个姑娘和那个比他好得多的青年。他分辨着天上的明亮的与暗淡的星星。为什
么星星模糊了，难道他已经蒙上了一层泪水？他不好意思地笑了。雪还没有化尽，绿草已经
萌生。他好像看到了那个未来的真正属于他的姑娘的温柔的眼睛。那个姑娘还在远远的地方
等着他呢……
我不能保证这一切都是原文。特别是关于气味的描写。我相信那个时候我的听觉嗅觉都
特别好。直到三年以前也还是非常好的。我描写气味的文采一定比现在恢复的那两句话抒情
得多。我推敲每一个字的平仄。把６０年代的旧作拿出来，教授和研究生，就会称道我的
“炼句”的功夫了。我让他们满意过的。
“而抒情也已经过时了。”你说。
我问是吗。他们和她们只是那样说“过时”罢了。刘索拉对汪曾祺说：“你们这一代人
爱得太沉重了，而我们爱得轻松。”汪曾祺问道：“轻松？”我１９８８年６月份在伦敦见
到了刘索拉。她说：“我现在只是一个人。”她说话的样子不像她宣布过的那样轻松。
“后来呢？”你又问。
后来他下放乡下去了。后来他３０多岁了没有结婚。后来经人介绍搞了个“对象”。对
象，这是哲学，也是生产劳动。他们常吵。不像张贤亮，绊一跤就会碰见温顺的羊羔李秀芝
和人间尤物马缨花。再后来他也就到年龄啦，退休啦，窝囊和牢骚啦，要个“职称”啦，托
人给孙子买一架钢琴啦……
“然而他总算在一个初春的夜晚等待过。”你说。“这个……请你给我倒一杯酒。最好
给你自己也倒一杯。”
你倒了酒，说：“你喝得太多了。”
是太多了。都太多了。所以变得太少了和一无所有了。我便只把酒杯碰了碰唇边，让杯
中的酒在房中慢慢消散，放出那涩苦的芳香，让酒香想念它的主人和它的前生。
然后我们都有一点失眠。
说“有一点”，因为我们不好意思。失眠就像怀旧，以及干脆还有爱情和文学。早已经
过时了。没有旧可怀的人有福了。他们一定会在个什么《自由谈》上写用不着怀旧的“批
评”文字。
１９７９年８９年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