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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送升学虽是官定章程，但京畿毕竟是人文荟萃之区，终两汉之世，政教两界的要人，微时多曾「游学京师」，「受业博士」。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即是其中之一。这些人显然不全是由地方政府保送，而是以私人资格入学的。王莽秉政时曾规定：「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汉书？儒林传》）所以汉代太学生出身的社会成分极为复杂。一则因为太学本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再则因为它是利禄之途中的捷径，所以各界士子皆趋之若骛，其中有衣锦披朱，世袭功名的「公卿子弟」②，也有地方政府选送的公、私费平民学生；有日食万钱的纨绔子，也有贫至「无被，卧牛衣中」的寒士（《后汉书？王章传》）；有仗义疏财，接济同窗的义士（《后汉书？申屠蟠传》），也有半工半读，亲任舂杵，或为同学管伙食以自糊的苦学生③；更有来自外国的匈奴留学生（《后汉书？儒林传》）。而太学毕业学生的成就，上自帝王、公卿、宏儒、硕彦，下及郡国小吏，无不应有尽有。其中学生之作息情形，有闭户读书的；有清谈嬉游，考试舞弊的；有贸然上书当局，议论时事的；更有组织学生团体，煽动风潮的。总之今日我国国立大学内学生活动的一切现象，汉代太学无不具备，只是那时的太学，比现在国立大学的规模更要大出十余倍而已。④
【附注】此篇作于五〇年代，那时两岸的大学规模都很小。今日自是另一景象也。
太学里的教授和分科
太学里的教授在武帝时便是新设的「五经博士」，其后诸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五经博士共分十四家。以故终汉之世，太学里的学程亦分成十四科。以东汉时七千名博士学官计之，则每一科的博士当在五百人左右！这些博士的选聘，按汉代成规约有三种方式：
其一为公卿「保举」。如阳朔二年，成帝诏曰：「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汉书？成帝纪》）其「保举状」则规定应选者应「生事敬爱，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世卅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后汉书？朱浮传》引《汉宫仪》）第二种方式则为天子「征辟」。太学设立时的第一个赞助人，原《春秋》博士公孙弘的第一任官衔便是以「贤良征为博士」。（《汉书？公孙弘传》）后汉时征辟之例尤多。但是光武中兴后激励气节，要士人「不求闻达」，所以有许多人「称疾不就」。第三种方式则为「策试」。汉制规定，由太常卿「选试博士，奏其能否」。（《续汉书？百官志》）
在这样隆重方式下选出的博士，高位殊荣，自然自视不凡，不愿他人与之竞争。加以文人相轻，再「各以家法教授」，门户之见极深，因而太学里便要闹各学派互不相让的争执了。学派的争执
武帝初立太学时，学官所立「《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汉书？刘歆传》）其它师承系统，多见摈于学官之外，引起学界的不平。至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汉书？宣帝纪》）最后由宣帝亲自「称制临决」，乃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粱春秋》博士，班固所谓「义虽相反，犹并置之」。（《汉书？刘歆传》）这一次由皇帝亲自作主席的辩论会，总算有限制地破除了太学里少数学派把持的局面。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迨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之后，古文家异军突起。这一学派的领袖刘歆乃思打入这「中央党校」，将《左氏春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列入学官。诸博士又群起反对。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结果竟是「诸博士或不肯置对」！这分明是作无言的抗议。（同上）其时因为既立学官的诸派博士势力太大，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只好把刘歆外放以息此争。且看班固的记载：「『哀帝时』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雠。」（《后汉书？贾逵传》）
这是我国古、今文学派斗争之始。然而两汉以后，康、梁以前，这两个学派的争执几乎是纯学术性的。但是在西汉末季，这两派的争执实有重大的政治作用，因为那是事关学官的废立，亦即为操纵执政党「中央党校」的问题。所以汉代自孝宣以后，我国学术界（当然是与政治息息相关）已不是「罢黜百家」的问题，而是已沦入儒家内部「解经」问题的派系之争。这与欧洲中世纪教廷内解释《圣经》之争，以及现代集权国家内解释「思想」和「主义」之争初无二致。不过刘歆以外放「河内太守」了事，尚没有酿成今日所谓「曲解革命哲学」一类的血案而已！
光武中兴之后，「复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家：《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戴、小戴；《春秋》有严、颜。博士中选声望高者为「祭酒」（教育长），恢复太学，由太常卿差次总领之《后汉书？儒林传》）。然光武帝本人则对古、今文学派之争无成见。尚书令韩歆乃上疏欲将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正月，帝集公卿大夫、博士于云台议其事。博士范升反对最力，光武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后汉书？范升传》）古文大家陈元闻讯，乃诣阙上疏书奏，与范升辩难书凡十余上。光武帝卒从陈元议而立左氏学。而当时太学内，「诸儒以《左氏》之立，议论讲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左氏》终以阻力太大，旋被废除。（《后汉书？陈元传》）
至东汉末灵帝时，大儒卢植再请置《毛诗》、左氏》、《周礼》博士，然终不得立。终两汉之世，博士学官始终为十四家所保持。（《后汉书？卢植传》）由此可见他们争论的焦点还是学官废立的问题，闹至满朝欢哗，公卿廷辩，可知影响政治之大。须知我国古代的「学官」乃至逊清的「言官」，在我国专制时代所发生的政治作用，直如现代民主国家中之报纸。身为博士或御史者多是善于反映民意的博闻强识之士，他们在重要的政治决策中有发言权，而且因为他们博古通今，强辩足以饰非，在政治舞台上又是一种极重要的政争工具，与实际掌握政权的人互为表里。何况他们在国家「管」、「教」两项大政中又实际地负了二分之一的责任，明乎此则东汉学官之争即毋须多赘矣。
太学之变质
前已言之，太学设立之初原系替儒家创造特殊政治地位，是一个「罢黜百家」的工具。历经两百余年之演变，儒家独鸣之形式已成，罢黜百家之目的完全达到。其它学派与政治完全脱离关系。先秦时代「百家」皆有参政机会的局面一扫无余。因而近人治学术史者尝谓汉武以前是「子学时代」，其后两千年为「经学时代」。其实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东汉时代诸子之学固然式微，但是儒术亦随之蜕变。盖儒教本是人类最少「排他性」的哲学。各种学派它都能食而化之，据为己有。汉初儒家首与阴阳家合流即其一例。其后汉人所谓「阳儒阴法」，所谓「霸王道杂治」，所谓「调理阴阳」，都是以儒为体、以百家为用的表现。因而各学派中从「少长贵贱皆从法」的研究，到「烧炉炼丹」的迷信，都成为「儒生」的余事。
相反的，各家学说为求不与实际政治、社会生活脱节，也